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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寻找的是与西方哲学截然相反的哲思之路，其思维进路就是以人之形而中，仰观形而上，再俯察形而下，可知由“道之形而上”到“人之形而中”，再到“器之形而下”展开的是一个大道生生的发展过程，故鞠曦认为“生生”是中国哲学内在的本体论承诺。在这一生生过程中，形而中之人因为具有灵性自觉，故具有生命自我选择与操作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从而人可以自身之“形”框定外在客观世界为有形存在，从而使外在世界成为“形而下者谓之器”；亦可以我之形而中内观天道生生于我身之流行，使之合于天道自然之生生，从而超越此形之限制而达于“形而上者谓之道”。而这已经不是哲学认识论的话语言说，而是进入生命实践的具体操作，即为“修道”。故中国哲学的特质在于生命的实践，而不在于理论的构建，其理论的宗旨在于指引一条生命修炼的具体途径，这条“途径”也就是“道”。而任何言说只是指引的“路标”，而不是本真的道本身，道只有去修，去行，进入“我”的生命之中才是真道。故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孔子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因而修道者都不重言诠，而只重具体的修炼方法，而修道方法又以真师亲传为主，虽有著书立说，亦以自身生命体验为主，随机施教，而不重理论体系之构建，故传世修道之书已超出了哲学理论的内涵范围之外，故道总在言与不言之间的地带徘徊，让人难以捉摸。 以时空言之，道为无间时空，即时空不分的混沌状态，人与天地万物皆自在于此“无间时空”之中，即人与天地万物本来无间，浑然一体。当人产生灵性自觉，也就产生了自我意识，此自我意识的表现就是对“自我”的存在进行时空划界。这种时空划界一定是从空间开始，把自我身体的空间存在确定为“自我”，把“自我”与整体的时空存在区分出来，从而道的“无间时空”状态就在“空”的层面被打破了；进而“自我”又对他人、他物进行空间划分，使整个“无间时空”之道变成支离破碎的分裂存在；并将这种分裂状态之间的相互作用确认为一种斗争状态，将此斗争状态加以无限引申，就可得出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结论。而任何个人或天地万物的具体空间存在状态都是有限的，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的结果是空间的有限性最终使具体的有限空间走向消亡，融入或称回归整个无间时空之中，造成每个具体的空间存在都经历着产生、发展、衰败、消亡的变化过程。空间的产生是始，空间的消亡是终，每个具体的空间存在都经历着由始到终的有限历程，此有限历程就被人之灵性自觉感受为“时间”。从而“无间时空”状态又在“时”的层面被打破了，即人在“间”出“空间”之后又“间”出了“时间”。而在本原上，时空本无间，“无间之时”与“无间之空”本无分别，时就是空，空就是时，但因人之灵性自觉将自我“间”之为“有间时空”，将自我体认为时间与空间的存在，从而以自我之时间与空间认知去认知天地万物，从而将天地万物也认知为时间与空间分裂的有限存在。这就是西方哲学的对象性思维的认识论根源，所以康德把时间与空间认定为人类赖以认知世界的先天范畴。西方哲学沿着这条时空分裂的道路越走越远，每一时代的哲学思维都面对着“当时”（时间局限）的客观“现实”（空间局限），即局限于一定的时空有限性之中，故其理论思维只能在其历史时空的有限性中自言其说，是其所是，而这种“是其所是”只是在其有限的时空条件下才有效，而不是对“无间时空”之言说，即不是对道之言说，故只是一种“自以为是”。而随着时代发展，时空转换，这种理论思维无法适应新的时空境遇，必然被后来的思想所取代，而后来的思想又是局限于自己的时空境遇而“是其所是”，故又是一种“自以为是”，从而又被其后来的思想所取代，却找不到终极的本体论依据，所以黑格尔说西方哲学史是一个厮杀的战场，一个理论杀死又一个理论。而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由西方哲学不断进行的时空划分造成的，这种时空划分必然造成每个哲学家都在自己的时空局限中创造出“自以为是”最合理的理论体系，而这一理论体系又因时空转换而不断失效，从而使其理论无法走出“自以为是”，所以鞠曦认为“时空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而“自以为是是哲学的根本问题”。 反思西方哲学的时空分裂的思维进路可知，人作为一种时空存在之所以能将自我存在从无间时空中划分出来，又将作为对象世界的天地万物从无间时空中划分出来，正是因为无间时空创生了人这一有自觉意识的时空存在，同时也创生了天地万物这些能够进入人之观察视域之中的客观性时空存在。所以由“无间时空”到人之主体性时空存在，再到天地万物的客观性时空存在，展开的是由无间时空开始的生生过程，所以“生生”本体论也可以为西方哲学奠基，可以作为贯通中西哲学的共同的本体论承诺。从而以中国哲学为借鉴，我们可以断言，西方哲学的时空概念在其本体论意义上也具有生生之理，生生之用。以“无间时空”作为生生之本，就可以以时空概念贯通中西哲学，将西方哲学局限于形而下的哲学思考翻转向上，进入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也就是以西方哲学的话语方式进入了中国哲学的道论之境。 西方哲学的时空思维局限于对世界的时空划分，从而只能认识形而下的器物世界，而对形而上的无形之道无从致力，故西方哲学本质上只有形而下学，而没有形而上学。而形而下的器物世界在认识论上可以全部划归物理、化学、生物等各门自然科学，而人文世界中可以制度化、规范化的部分也可以划归给政治、教育、法律等各门社会科学，甚至人类的精神世界也可以划分给精神病学、心理学等学科，从而留给哲学的思考对象似乎只剩下了“语言分析”，所以海德格尔说“哲学终结了”。所以西方哲学史就呈现为各门科学从哲学中逐渐独立出去的过程，留给哲学思考的只是游离在各种科学边缘的灰色碎片地带，哲学越来越无所事事了，最后不得不宣布终结，这是西方哲学的必然进路与思维结论。而在中国哲学看来，西方人的哲学思维还没有真正开始，因为真正的哲学思考只能是道论层面上的形而上学，而不是器物层面的形而下学。西方哲学在本不属于自己的形而下领域与各种科学争夺领地，当然会走向终结，而真正属于哲学的形而上学领域却被西方哲学“悬搁”了，这是西方哲学的堕落和无能。而中国哲学始终都致力于形而上学的追问，却受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毒害，尤其是受到国人全面反传统的迫害而不得不沉默无语，最终自杀谢幕。而当代哲学的困境已经表明，西方哲学需要全面向中国哲学转向才会有未来，西方哲学需要以其形而下的有间时空认知向上翻转，由有间时空进入无间时空，由形而下学进入形而上学，才能真正展开关乎人类生命与命运的哲学思考，才能真正安顿现代人的身心性命，使现代人可以“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 而这一翻转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人是形而中的存在，这是中国哲学的核心理论，亦是西方哲学的先天缺失，故需要西方哲学虚心向中国哲学求教，才可能在现代性困境中找到西方哲学的未来与应然之路。以“形而中论”进入西方哲学，即是把人确立为一特殊的时空存在，“形”为“形上”与“形下”之分界，即为时空之分界；“形而中”则为能分此“上、下”之“形”，即为能（划）分界（限）之“时空”。故在哲学的抽象思维中，可以说人即是“形”本身，即是“时空”本身。人以自己之“形”本身区分形而上与形而下，也就是以自己之“时空”区分“无间时空”与“有间时空”。在这种区分中，“无间时空”只是自然的“生生”，无法被人划界，却是人与万物的时空存在之本，故可称为“时空本在”；人乃能够划界之时空，具有时空划界的主动性，故可称为“时空主在”；而客观世界作为时空存在本来无界，因其没有灵性自觉，故从未进行自我划界，一切时空边界皆是人为划定的结果，故客观世界的时空存在没有主体性，可称为“时空客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