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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演变至清代朴学，原因多端，衆说不一。余英时教授以爲，除各种外缘以外，尚有一“内在理路”，即“尊德性”与“道问学”二派争持不下，不得不“取证于经书”经典考证于是兴起。余氏论述的重心，则在儒家的“智识主义”传统。[1]七十年前（民国丁卯、己巳间），双流刘咸炘（鉴泉）先生提出宋明儒学发展的“三进”之说（鉴泉博学精思，尤富史识，惜享年不及四十，名不出蜀中一隅之地。一九九六年，成都古籍书店影印其《推十书》[ 取“推十合一爲士”之义，集其四部著述，都二百三十一种，凡四百七十五卷]，四川学界誉爲盛事。然而印数只二千册，外间知之者仍不多），其言曰： 汉以后儒者之学凡三变。汉唐儒者止于粗迹，至宋始知反本，而兼取老庄、佛氏，更求静处之术而通丹家，合三教。皆求之愈切，入之愈深，每变而益进者也。然宋儒于二氏，阴取阳排，虽取老庄，亦固谓与丹道无关。儒者又自相讧，其略于内者则以重内爲近禅。至明以后，乃复汉唐之旧，逐末忘本，限儒学于小的细行、文章制度，甚且讳言静，讳言心，举昔之积力累劳、几将究及者，恝然置之，反以爲不足道，是可怪也。[2] 所谓“三进”，乃鉴泉心目中宋明儒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即宋儒因探究本体，不得不有取于释道（此乃二氏之所长，汉唐儒学之所短），理学（广义上的）于是兴起（一进）；又因本体之知乃德性之知，非仅恃知识而可明，于是不得不着重心性（二进）；儒者在治心之际，更深感实悟实得之爲难，介然之慧终不可恃，必须心气兼治，于是兼取道家内丹之术，乃至会通三教（三进）。清儒重又回到汉唐之旧，此一进路因之而斩。 鉴泉博涉多方，著述遍于四部，其学问范围，大略有四。一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流别之学，二是“察势观风”的史学，三是宋明理学，四是道教之学。第一类学问得之于章实斋，第三、四类得之于其祖父槐轩（名沅，字止唐，讲求天道性命之学，且不废二氏）。至于第二类学问，则是鉴泉独擅的胜场，最不可及者，在其纵横二观（明古今之变，究土风之异）、见大而不遗小的通识。鉴泉既了然于先秦以来的学术流变，又深究宋明之说，明于理学内部的工夫问题，因此能不受清人考据观念与近人西方哲学观念的拘限，推原宋明儒立说之所由来，喫紧其爲学的重心所在。鉴泉以爲，儒学的根本是学做人，而人之所以爲人，在于有心，因此学者必致力于此。儒学不止是“五叫八德”、“六府三事”；《论语》谆谆言仁，仁也不仅是爱人之行而已。凡文章制度、德行节目都是迹，随时代而迁移；重要的是明其本。宋儒之探究本体，实爲儒学发展的必然之势。[3]鉴泉此说，可以《论语》明之。孔子弟子宰我不惬于三年之丧，认爲不可三年不爲礼乐，孔子的回答是：“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故不爲也。今女安，则爲之。”（《论语》〈阳货〉篇）亦即三年之丧之当遵守，，并非因其爲古圣先贤所制订，而是因其植根于人人的内在心性。可见儒家道德观念的出发点，正是孟子所谓“不忍人之心”；明儒的着重心性，强调心理合一，实爲儒学“乃在理路”之所必趋。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麻木不仁，并未显示“不忍人之心”。于是如何着实用工夫，保持本心固有之良不失，便成了儒家的主要关切。朱门后学只重穷理，流于观念的摸索；王学末流惊诧于良知之悟，所悟者其实只是“一时乍得之景象”，二者均不足以言治心。鉴泉对此分析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