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录二：义利之辨与梁惠王放走的一老一少 《资治通鉴》周显王三十三年： 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曰：“善。”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司马温公的笔法，把子思论“仁义之利”紧接在著名的孟子对梁惠王论义利之辨下面，首先制造一种表面的紧张，然后又通过评论说明义利之一致，二人修辞之殊途同归，可谓用心良苦。 不同于孟子临事的慷慨激昂，当一位后世史家编修千年往事的时候，历史的紧张一方面尘埃落定，可以从容观之，一方面逾千年而问题尤新、忧患如昨，又徒增急迫。只是这急迫不再那么激切，因为激切原无济于事；这从容亦非超然，而是更多深思熟虑。如此从容的急迫，便是古今的时间距离、历史的纷纭变化带给叙述者的沉淀智慧。 引述子思之言，首先含有对孟子的一种隐约的遗憾，乃至责备。《通鉴》始于三家分晋，战国造端。旋即叙述吴起变法于楚，卫鞅变法于秦，申不害变法于韩。变法者，变诗书周文而入于壹朴也。（“壹朴”见《商君书》）。在一个周文显得“烦言饰辞而无实用”（《商君书》）的战国时代，引经据典，仁义道德，确实显得不合时宜，难见用于当世。虽然，这实际上却是培根固本的长久强大之道，有着很大的利益。 齐宣王欲闻齐桓晋文之事，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激切于道义教育而丧失了对时王进行历史教育的机会。历史教育的好处在于：寓教于乐，寓仁义道德于利益。《论语》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便是用桓文之事对弟子进行历史教育的典范。在子思子“先利之”的哲学表述中，仍然蕴含着孔子历史教育的遗旨：在他援引的《周易》中，历史的经验与哲学的智慧原是冶为一炉的。在司马光的史家笔法中，这种不动声色的历史教育遗产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这表现在：虽然叙事的时候通过对比而有隐约的褒贬，但是在随后的“臣光曰”中，这种隐约的遗憾和责备却了无痕迹，也不应该留下痕迹。在作为合题的评论中，历史教育达到了中庸的理想。 因为司马光知道得太清楚的一点是：孟子并没有错。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作为基本原则，这永远没有错。因此，如果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的话，微孟子，就更不知其可了。微孟子，我们就不得不被迫陷入那个时代急功近利的变法者之流当中去。变法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方面的结果，从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我们可以读到，其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变法的直接成功虽然表现在秦统六合、建立郡县之上，但其成果的真正巩固却有待汉武以后在“独尊儒术”名下的“杂王霸而用之”。梁惠王万万想不到的是，必须要等数百年之后历史才戏剧性地证明：这个被他放过的老叟和一个刚刚被他放走的少年（卫鞅）的老少结合，竟然可以带来一个伟大文明帝国的两千年繁荣昌盛。 注释 [1] 本章原稿的写作得益于网络读书会的讨论，感谢赵璕、海裔、陈赟、唐文明等朋友在读书会上给予笔者的启发。 [2] 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巾。” [3] 关于这一点，更详细的解读参见前面第二章“从心所欲不逾矩与《礼运》”部分的相关论述。 [4] 《论语·卫灵公》。如果考虑到“颜渊问为邦”这一章的出处即卫灵公第十五在《论语》全书中的位置，就尤其有深沉的意味。从先进第十一开篇“吾从先进”开始，后十篇的编排明确表达了论语黜文复质的春秋之志。颜渊第十二、子路第十三、宪问第十四的标题，都是先进于礼乐之野人；卫灵公第十五、季氏第十六、阳货第十七的标题，都是后进于礼乐之“君子”。颜渊第十二载颜渊问仁，不载颜渊问为邦，以野人求仁得仁，徒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德，无礼乐刑政之位也。然则系颜渊问为邦于卫灵公第十五，盖以野人之仁可以制礼乐、当新王，进于君子矣。自十五至十七，由国君（卫灵公）降而为大夫（季氏），大夫降而为陪臣（阳虎），每况愈下，故系颜渊问为邦于后进诸篇之首，其义自明矣。拙著《论语疏解》拟为之说，此不及祥。 [5] 无论儒法，当然都有其先王之道的渊源，不可谓诞生于周末。这里说的两家仅指诸子学意义上的两家。 [6] 龚自珍《定庵续集》卷二〈古史钩沈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