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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民主新论》中多次强调：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是一个有着“多层次、多滤层的政治决策过程，恰恰是靠它的间接性才含有了靠直接性不可能获得的防范力和制约力。”由此我们可以追问以下这些问题：这些滤层所取舍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信息？选择的标准究竟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根据被选择的信息所做出的决定最符合谁的利益？间接民主制度所防范的究竟是什么力量？象这样一些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基本利益的问题，如果仅仅着眼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功能属性，而忽略了当初设计者赋予它的特殊任务，就很有可能得出错误和危险的结论。正是这种名为客观而内含偏私的制度，才使得广大的人民群众长期被权势阶层隔绝于决策层之外。然而，在作者及其他精英主义者看来，人民对政治生活的疏离只是由于人民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完全无视社会历史原因对人民自由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所造成的损害。他们会利用各种调查结果来告诉你，一般人对政治情况是多么的不了解、对政治活动是多么的冷漠与无知，甚至连最起码的选举活动都不愿参与。另一方面，人民又往往趋于极端和躁动，任意干涉政治家的领导，影响决策效率和质量。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就是，除了让人民选择自己的统治者之外，不应再给人民以更多的政治权利。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是维护个人自由的唯一出路。但是，当我们看到作者理论发展的终点竟然是将国家的所有权置于少数人之手的时候，我们仿佛又听到了“朕即国家”的回声。难道说将操纵我们命运的权力交与他人之手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笔合算的交易？难道说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种奴隶式的安全与自由？ 精英主义回避对制度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实质上隐含着对现行制度体系的无批判的认同。它的深层含义就是：由于制度本身是不容置疑的，因此由之产生出的一切行为和现象也都是合理的。但问题恰恰是，现行的政治制度真的如精英主义所假设的那样合理吗？当我们看到三四十年代，德意等国的代议民主制度能够被法西斯极权主义者轻而易举地推翻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即使是在自我标榜为“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美国，象胡佛这样专门以窥探别人隐私谋生的特务和象麦卡锡这样靠撒谎和整人度日的政治打手居然终生横行无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作者所推崇的自由主义民主在维护自身安全和保障个人自由方面的功效产生深深的怀疑。如果在现行的代议民主制度中，没有包含着与自己的原则相对立的因素，它怎么可能蜕变成一种反人民的制度呢？我们又怎么能将导致这些现象的制度视为是一种绝对合理的东西？ 反思历史我们就会看到：现实政治生活中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现行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在其运行过程中必然会导致的结果。以西方民主模式为代表的现代民主制度本身就是充满了矛盾的。这种矛盾性不仅体现在一个本质上反对任何特权的制度主要是由特权阶层的代表人物设计和创建的，而且也体现在一个目的在于实现人民意志的制度却被它的创建者赋予了防止所谓“多数专制”的任务。正是这些深层次的矛盾使得现行民主制度在其实践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与其原则背道而驰的结果。如果说在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借助广大人民的力量去争取自己的统治地位，因而还能够提出一些代表人民利益的主张和要求的话，那么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日益稳固，随着人民要求统治者兑现其承诺的呼声日趋高涨，那么一种掌握在垄断阶级手中的统治工具也就必然会日益脱离它的基础，成为一种被少数人操纵和利用的工具。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生活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民主制度作为目的在于维护特权阶层统治地位和特殊利益的工具，它的民主性是由它的阶级性所决定的。阶级利益的偏狭性决定了在它之下的民主必然是一种片面的和自私的东西，而无法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广泛自治的政治形式。所以，从作者书中左右支吾、漏洞百出的辩辞中，我们不能不感到以西方代议民主制为代表的现代民主制度内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