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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这些现象意味着，在语言和习俗的一切相对性背后存在一种共通的东西，它根本不再是语言，而是一种着眼于可能语言化的共通的东西，要褒扬这种共通的东西，也许“理性”这个词还不完全是最坏的。尽管如此，也有某种使语言作为语言具有卓越性的东西，这就是：语言作为语言可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从一切其他交往过程中超升出来。我们把这种超升（Abhebung）称为书写和书面性。如果任何以如此直观生动的方式相互不可分离的东西，就像一个人劝说另一个人或者一个人说服他自己的谈话那样的东西，可以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书写形式，而这种形式有可能被破译、被阅读并提升到一种新的意义过程，以致我们的整个世界或多或少——也许不久就要——成为一个文字世界，一个被书写和书面性所治理的世界，那么这会意味什么呢？这种书面性之普遍性以什么为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又会发生什么呢？完全撇开书面性的一切差别不论，我可以说：一切书面的东西，为了理解起见，都要求类似于提升到内在的耳朵中去的某种方式。在涉及诗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地方，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甚至在哲学中我也习惯于对学生说：你们必须竖起你们的耳朵，你们必须知道，当你们口中说出一个词时，你们并非使用了一个当你们不喜欢时就可以弃置一旁的随心所欲的工具，而是你们事实上就已经定下了自己的思想方向，这个方向来自久远又通过你们而伸向久远。这就永远是一种由我们所促成的向后转的方式。我想在一种十分宽泛的意义上将这种方式称为“翻译”。阅读已经是翻译，翻译则是再一次翻译。且让我们反思一下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翻译时，即当我们把某种只是以外语写下来并作为本文而给予我们的死的东西转化为一种新的阅读性理解过程，乃至于一种以另外的语言、即我们自己的语言来理解的新的过程时，这意味着什么。 翻译过程本质上包括了人类理解世界和社会交往的全部秘密。翻译是隐含的预期、从整体上预先把握意义以及如此被预先被把握之物的明白确立这三者的不可分的统一。甚至一切谈话都带有某种这样的预先把握和明确确立的方式。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有一篇十分精彩的论文，名位：《论思想在谈话中的逐渐完成》。如果照我的意愿，每位教授要考核一位教授候选人，都必须先签署一份保证书：他读过此文。这篇论文描述了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在柏林的教授资格考试期间获得的经验。当时考试是公开的，当然只有那些未来的应考者出息旁听（这应该和今天没有什么两样）。在文中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描述考试是如何进行、教授如何猛然提问而候选人如何即刻做答的情形。然而我们大家这时都知道：一个人人都会回答的问题只有傻瓜才会去回答。问题必须自己冒出来，这就是说，它包含某种对可能做出的诸种回答的开放性。给出的答案是合理的，这就是人们所能加以评判的惟一可能的考试成绩。计算机和鹦鹉可以更迅速得多地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克莱斯特也为这种经验找到了一个精彩的表述：思维的飞轮必须运转起来。在说话时，这就会造成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论，从而就扩展了我们的思想。这才是从言语的还是非常前图式化的语汇和语言使用中自发地涌现出来的现实的话语。人们说出它，它就把人进一步导向一个他本人也许都没有预料到的后果和目标。这就是对于从语言进入世界具有普遍性这一主张的背景，即我们的世界知识——如果用譬喻来表达的话——对我们并非显现为一种我们学着去费劲地逐句背诵的无限的课文。“背诵”这个词应当使我们意识到它根本不是在说话。背诵是说话的方面。就是说，背诵已经知道接下来的是什么，而不把自己交付给一闪念可能具有的好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听一个糟糕的演员背诵时所具有的经验，我们会感觉到，他总是在说出第一个词时就已经在回忆下一个词了。其实，这并是在说话。我们的说话只有在我们容许冒险去建立某种东西并倾听其涵义时才是说话。我可以概括地说，在我们的理解之语言性问题上的根本误解乃是对语言的误解，仿佛语言是词语和语句的一种存在，是概念、观点和意见的一种存在似的。其实语言是这样一种话语，它的虚拟性向我们开启了继续说话和相互说话的无限性，开启了自己说和听人家说的自由。不是其被拟定的惯例，不是倾倒在我们身上的前图式化的负担，而是不断使用这样一个整体流转起来的那种生殖力和创造力，才是语言。 作者：[德]伽达默尔 注释： （1）哈贝马斯：《解释学的普遍性要求》，载《解释学和辩证法》（见《伽达默尔纪念文集》2卷集，R．布普纳、K．克拉玛和R．维尔编，图宾根1970年，第1卷）以及伽达默尔：《解释学问题的普遍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