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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性（悟性）向自然立法” 在这个理性的“王国”中，首先遇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把自然也接纳为这个“王国”的“成员”；自然不再是荒漠，而也成为文明的组成部份。这是康德“知识论”——亦即《纯粹理性批判》要解决的问题。 这一部分，是人们谈论得最多的部分。长期以来，西方的学者理解康德哲学的变革意义，重心也放在这一部分，因而有近代西方哲学由“本体论”向“知识论”转化之说。也正是在这部分，康德自诩他的学说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按康德自己的解释，是指过去的哲学知识论都是让主体围绕客体转，要主体服从（符合）客体；如今则让客体围绕主体转，客体要服从（符合）主体。这个轴心的转换，并不是说康德主张客体无根据地服从主体的想法；这是疯狂，不是科学，而康德恰恰是要为科学（知识）寻求根据的。什么叫科学（知识）？科学（知识）一定要有普遍性、必然性。德罗兹很强调这一点，因为休谟把科学（知识）只看作经验的，因而觉得没有普遍必然性。德罗兹说，如果我说：“我看到了数千次日出”，这并不是科学（知识），而只有当我说“明天太阳会升起”，才是知识判断，如“水在100摄氏度时就一定会沸溢”一样。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科学知识涉及问题是“可预言（测）”的。 康德进一步的问题，亦即“批判哲学”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有何种根据作出这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论断？如果我们的科学知识只是我们的主观表象符合被表象的“对象”，那末“对象”的千变万化，使我们“无权”说我们的论断就一定会符合它们。不仅如此，如果事情只在于：休谟认为此种符合没有必然性，而康德则认为有必然性——过去我们实际大都只停留在此种认识上，那末康德不过是以一种（独断的）意见代替了另一种（独断的）意见。康德的贡献不仅在于指出了在“事实上”“对象”有不可缺少的“存在方式”（时间、空间）和“本质属性”（如实体、因果等），即“对象”必定有“先天的直观形式”和“先天的概念（范畴）形式”，而且还要问，为何会有此种先天的形式，它们如何能够（有权）使“对象”成为可预言（测）的。过去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在指出“事实上”的“根据”（即“形而上学”的阐明上）做了大量工作；而后部分的工作，即在“权限”上“可预言（测）”的知识如何可能，则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主要着力点，也是此种哲学的重要历史贡献。康德把这部分工作叫做“先验的阐明”（时间、空间）和“先验的演绎”（范畴）。 时间和空间是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所以是“presentation”；而范畴的形式，则是此种综合的再综合，故为“Re—presentation”，前者为直观（觉），后者为知（悟）性，而直观与知性又通过想象力联接起来，此三种职能都在理性“关切”之下，行使自己的“立法”权。 在康德“知识论”中，人们常常讨论理性的僭越，过去我们一般理解为：知性越超了自己的“权限”，将直观与范畴形式运用到无限、大全上去，就会相矛盾，出现幻相；而此种无限、大全原本只是一种观（理）念，本没有经验直观对象与之相对应。这种理解并不错，但还不够。德罗兹说，所谓“僭越”除了知性妄图为本体“立法”的意思外，还有理性从“最高立法者”位置上“屈降”下来，“过问”本是分配给知性“管”的事。因为理性对自然也很“关切”，才让知性为自然立法；但理性对自然的“关切”，只限于思辩的(speculative)，而所谓“思辨的”是指：“事物”作为外在于我们自身的存在物，没有根据要求它“服从”知性所立“法则”，而只能要求“事物”向我们显现的那个“样子”（通过时间、空间），即现象“服从”此种“立法”。“speculative”原有镜象的意思在内，而理性如果凭自己“推论”（动词reason）的力量，要去把握现象后面的本体（事物本来的样子），要本体也“服从”知性的立法，则镜象就成了幻相。 从这个意义说，知性自己不会越权，而是理性让它越权，所以叫“理性的僭妄”，不是“知性的僭妄”。所以，德罗兹说，康德第一批判的书名才叫“纯粹理性批判”，批判的是“理性”，不是“知性”（英译本，第25页）。同样，过去我们常说，“纯粹理性批判”可以理解为“思辨理性批判”，就不很确切，因为“批判”的并不全是“思辨理性”而正是“纯粹理性”，或叫“纯粹思辨理性”，“纯粹”不可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