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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是孔子、曾子、子思这一系早期儒家谱系的传人。孟子时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面对咄咄逼人的墨家，孟子以“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浩然之气”，毅然起而“辟墨”。 “仁爱”与“兼爱”是儒墨之争的核心问题。要击退墨家的进攻，必须彻底揭露兼爱的危害。恰好，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举动暴露了墨家的理论缺陷。墨家赞同薄葬，批评儒家的厚葬主张，而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做法正违反了自家学说。当孟子批评夷之时，夷之却以儒家主张的“若保赤子”为借口，辩解说“爱无差等，施由亲始”亦为儒家所赞同。孟子对夷之的论调予以坚决的反击，他指出，丧礼的真正内涵不在于财产的多寡，而是源于子女发自内心对父母的真爱情感。这种特定的情感体验由血缘关系决定，而绝不可能来自外部，也不可能依靠推论方式获得。但墨家既承认有发自内心的情感之爱，又认为这种爱可以用语言与推论方式施于他人。墨子津津乐道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兼爱精神，实际上是把特定情感庸俗化了。孟子认为，墨家把他人之父视为己之父，消弭了父亲的特定内涵。仁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儒、墨在仁爱与兼爱问题上有着不可弥合的分歧，因此，孟子才尖锐地批判墨家的“兼爱”学说会使人成为无异于“禽兽”的“无父”之学。 传统说法认为，孟子辱骂墨子为“禽兽”，遂以为孟子与墨子的学说是对立的。但如果把墨学置于孔孟之间加以分析，就会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孟子在捍卫儒家仁学核心价值的同时，亦悄然对墨学进行了吸收。性善论与仁政学说是孟子对儒学的新贡献，但如果我们只注重孟子对儒学的传承的一面，很容易忽略墨学对孟子的影响。简帛《五行》篇出土后，我们从子思五行说中发现了性善论的直接来源。但是，子思与孟子对“仁、义、礼、智”的论述尚有一定距离。子思的仁、义、礼、智既重外在之行，又重内心之德，德行并重。而孟子已经把仁、义、礼、智完全转化为内心之德、人性之善。子思并没有把人性与善画等号，而孟子直接说人无仁义礼智则“非人”。可见，善性已经成为做人的必然条件。那么，孟子性善论的至善源头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考虑到墨子对儒家的批评，不难发现，墨子对“天”与“善”的论述正被孟子悄然吸收了。《墨子》书中“天民”一词出现2次，《孟子》书中出现了3次。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词却不见于其他早期儒墨两家著作。墨子把至善之天与民连接以来，为人性找到了至善之源。“爱人利人以得福”（《墨子·法仪》），扶危救困、爱人利人之人，获得天佑而得福。墨子虽未明言人性善，但推行兼爱之人必定以人之善性为前提。墨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中》）的主张，从“农与工肆”选拔官吏的提议，均是墨子提升民众地位的举措。经过墨家的宣传及实践，墨子的这些主张已经唤醒了民众积极争取自身利益的意识。在风起云涌的墨家“革命”之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也就顺理成章了。此外，孟子“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孟子·离娄上》）的论述，既坚持了儒家仁爱的核心价值观，又受到了墨子“行天下大义”的影响。墨子“非乐”，孟子则劝导统治者“与民同乐”，把墨子认为贵族专享的乐舞文化转化为君民共享的社会财富。 经过孟子对墨学的排拒、吸收与融合,儒学已不再是曲高和寡的贵族式的内圣修身之学,而是发展成为兼济平民的外王之学。从孔子到孟子，儒家在坚守仁学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又吸收墨学之“义”，走出了一条主体性传承与包容性创新之路。 （作者：孔德立 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1ZXC00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1JBM308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