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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的本意是思维修养、静虑定心，原是印度佛教的一种修炼方法，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在其流传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适应，逐渐演变成中国式的佛教，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禅宗始于南北朝，始祖为菩提达摩，传至慧可为二祖，僧璨为三祖，道信为四祖，弘忍为五祖，惠能为六祖。六祖惠能是中国禅宗的创始人，他与孔子、老子被称为“东方三大圣人”，欧洲将他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列，他们的塑像被陈列于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广场，供世人瞻仰。禅宗传入中国后，逐渐演变，脱胎换骨，最后成为中国佛教的正宗流传于世。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中国本土的高僧，像智者大师、善导大师、六祖惠能、南岳怀让、石头希迁、马祖道一、百丈怀海等法门龙像，灿若群星，薪火相传，续佛慧命，共同参与创造了中国化的佛教，也为创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做出了贡献。 综合来看，中国佛学具有以下三大哲学特点。 （一）中国佛教强调入世 本来印度佛教认为：人生是苦，人生无常，不值得留恋，应该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人们在现世解脱是不可能的，只有万念俱灰，历世苦修，才能达到涅槃境界。 而中国佛教却从淡薄入世与出世的界限，到不离世间求解脱，最后把出世之佛教完全变成世俗化的佛教。特别是中国的禅宗，更提倡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成佛理想。惠能曾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似求兔角。”神会也说:“若在世间即有佛，若无世间即无佛。”宋代的著名禅师宗杲甚至提倡“喜时怒时，净处秽处,妻儿聚头处，与宾客相酬酢处，办公家职事处，了私门婚嫁处，却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警觉底时节”，也就是说，世俗的一切事务乃至人们的一切动作施为，皆是佛教的一等做工夫处。他反对把在家和出家、世俗和僧侣对立起来，赞扬李邦产在富贵丛中参得禅，杨亿虽身居翰林也参禅，张商英做江西运转使也参禅。这种在世俗事务中参禅，宗杲认为比终日打坐念禅的禅师要强得多。由于佛教的这种儒学化与世俗化，出现了僧侣禅师与士大夫相互交游！酬唱的局面。大慧宗杲之于张九成，雪窦重显之于曾会，佛印了元之于苏轼，大觉怀琏之于王安石，黄龙祖心之于黄庭坚等。而士大夫参禅者更多，唐代的王维、柳宗元、宋代的王安石、杨亿、理学家周敦颐、二程、陆九渊等，无不热衷于参禅或出入于佛老。 中国佛教的亦出世亦入世，迎合了人们徘徊于出世与入世间的特殊心态，使得士人近佛成为可能。 （二）中国佛教适应性强 佛教主张境界论，认为世界是“色空”。“色”是物质，亦即人的肉体；“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也不是讲什么都不存在，而是指一切现象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反过来说，虚幻的世界又是存在的、真实的，是一种境界。所以说：“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色既是空，空既是色。”在解释世界起源的理论方面，与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不同，佛教认为世界“真如”，本来就是如此。在终极关怀问题上，佛教追求“极乐世界”、“西方净土”，不光自己得到幸福，而且要“普度众生”。禅宗认为，佛就在自己的心中，所以它强调心、佛、众生是一体的，三位一体，心外无佛，离开了你自己，外面没有佛。佛教实际上是“无神论”宗教，这一点与中华民族理性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魏晋名士崇尚清谈，为了适应他们说玄谈玄的需要，佛教性空般若之学便广为流传。后来，长期的社会动乱使士大夫对现世生活失去信心，于是，涅槃佛性的解脱思想就取而代之。而禅宗的即心即佛，顿悟成佛的观点更是受到历代士人阶层的一致推崇。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的弘扬，更是把佛教从烦琐的戒律和义理中解脱出来。禅宗不讲累世修行，不追求繁冗的宗教仪式，不搞布施财物，而是主张在日常生活中顿悟成佛，这种修行方法的简化，顺应了中国人崇尚简易的传统思维方式，使大乘教最终在中国站住脚跟，并转化成中国佛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