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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儒学的传承创新既是早期儒家自身传承的结果，又是在排拒与融合其他学说的结晶。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是儒、墨两家争鸣的重头戏，对儒、墨学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凸显出早期儒学的传承与创新路径。 一 儒家以修身为前提，以礼仪训练与文化教养为己任。但在战国时期，世袭宗法贵族的统治地位已被军功新贵族取代。新的统治者忙于富国强兵事务，对儒家倡导的礼文化毫无兴趣。百姓迫切要求停止战争，期待早日过上安宁的生活。墨子作为一名普通的下层手工业者，对民众的疾苦与诉求了如指掌。他认为，儒家宣扬的礼文化很可能成为贵族的帮凶，无益于百姓民生。墨子认为儒家在社会上起到了极坏的作用，遂展开了对儒家的激烈批判。 《墨子·公孟》篇批评儒家有“四政足以丧天下”。其一，儒家不重天、不信鬼，导致社会上的恶人毫无宗教敬畏感，民众也失去了批判社会的武器。其二，厚葬久丧，既耽误生产，又靡财费时，加剧生活贫困。其三，弦歌鼓舞，助长统治者的奢侈腐化生活。贵族们的一顿饭“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墨子·辞过》），如果再沉溺于弦歌乐舞之中，奢侈之风会更加兴盛。其四，宣扬“命定论”，使贵族与平民各安其位，泯灭了民众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斗志。墨子认为，儒学之所以不能惠及普通民众，根源在于儒家“仁”说。“仁”首先是血缘之爱，以“孝”为中心，然后在家庭宗族、邻里乡党、朋友君臣中次第展开。墨子认为，战争爆发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各私其亲，不能以对待自己亲人的方式对待他人。鉴于此，墨子提出了“兼爱”的主张。如果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那么，天下就会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安宁。与“仁”相比，“义”是针对非本血缘宗族之人的关爱。墨家推行“兼爱”，以利天下百姓的理念践行天下大义。只有打破狭隘的宗法观念与本位主义，才可以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君主行义，惠及民生；百姓行义，兼爱交利；天下之人行义，社会和谐安定。 墨子心目中的天是至善的，至善之天关爱百姓，就选拔至善之人作天子，天子又选拔贤人做官吏。如果天子不善待民众，就辜负天意，丧失天职，不仅会遭到鬼神的惩罚，还会失去百姓的拥护。天与鬼神保佑百姓福祉，因此，墨子倡议天下百姓都要庄重地祭祀天鬼，回报天鬼保佑之恩。墨子的全民祭天祀鬼学说打破了天子祭天的专利，在人神关系中彰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符合百姓的普遍的神灵信仰与利益诉求。如果说，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那么，墨子的“天志”、“明鬼”主张则彰显了民本理念，提高了民众的社会地位。 墨子及其弟子的“非儒”运动，声势浩大，获得了最广泛的民众支持。这使本已陷入困境的儒家雪上加霜。墨家在批评儒学贵族气质的前提下，推动了“祭天祀鬼”、“勤俭节约”、“互爱互助”等简易实用的平民文化的发展。墨家在儒家之后成为“显学”的根源正在于其平民文化迎合了战国时期广大百姓的利益需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