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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遗贤弃智，按功而赏。与废《诗》《书》、贱学问这一主张相联，商鞅还主张国君在任用官吏时要“任其功而不任其德”（注：《商君书·错法》），不能以贤智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而应量功而任。他认为君主要达到使人民贱学问的目的，就必须要使“国以功授予爵”（注：《商君书·靳令》），而“不滥富贵其臣”，做到“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注：《商君书·画策》），更不能以精通《诗》《书》、擅长学问授官行爵。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以贤智作为授官的标准，那么人们就会纷纷放下自己手中的农活，不务耕战，崇《诗》《书》而尚学问，这样就达不到重农战、贱学问、使人们愚昧的目的。他在《商君书·农战》中说：“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官爵的授予失去了常规，结果“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而这些人“进则曲主，退则思虑”，对国家极为不利。但“今上论材能智慧而任之，则智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一，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果长期下去，“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商鞅认为，凡是圣明的君主在治理国家时，都应当按功行赏，因为“凡民之所疾务农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一旦人们见到“为辩智者不贵、游宦者不任、文学私名不显”，那么“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但是，“今世君不然，释法而以智，背功而以誉”（注：《商君书·君臣》），结果造成了“军士不战而农民流徙”（注：《商君书·御盗》）的局面。所以，为了奖励军功，商鞅在变法过程中还重订军功爵二十级，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即赐爵一级，并按爵位高低授与种种特权，包括犯罪也可以减刑的特权（注：《秦律·游士律》），而把那些既无军功又不从事农作但却身居高官、享受荣华的所谓贤智之士，则称之为必须铲除的“奸民”。商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喜农而乐战”，专心致力于农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和“无敌于天下”的目的。 五、一言、一教。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国纷争之际，这时各种阶级、阶层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游说之士层出不穷；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应运而生。当时的各国诸侯，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需要，对于这些理论加以选择运用。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商鞅，从其本阶级及秦国的利益出发，极力主张法家思想，而对于其它学派的理论则竭力排斥。他认为，一个国君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必须只能以一种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而不能使其它的学说掺杂于其中，更不能任用巧言辩说之徒，听任他们议论朝政。因为“说者成伍、烦言饰词而无用”（注：《商君书·农战》），相反它还会起到迷惑主心，扰乱民意的作用，使人们变得虚伪、浮华，而这种结果则正是与商鞅所提倡的“愚民”政策相悖违的。反之，如果国家除去巧言辩说，那么人们就会朴实而不放纵，就不会违背王令、触犯国禁。商鞅针对当时的情况指出：“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ｈūｎ＠②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矣。”（注：《商君书·农战》）鉴于此，商鞅把他所认为是不利于农战的“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说成是“六虱”，坚决反对“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并让博闻、辩慧之类的人“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注：《商君书·约刑》）这实际上是用法家所主张的法令来统一思想，取缔其他各家学派，特别是儒家，由此而发展到“燔《诗》《书》而明法令”，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实行文化专制，借此实现其愚民的目的，更好地维护君王的统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