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第二个方面而言 ,早期儒家十分强调在贫困中乐观对待人生 ,而且乐于行仁道的原则。在此 ,“忧道不忧贫” ,成为强劲的思想动力 ;“不动心” ,成为面对世俗生活中贫富差别 ,权力有无而坚守伦理准则的内在根据 ;“威武不屈 ,富贵不淫 ,贫贱不移” ,成为人排除现世各种动摇人心的因素干扰的三种状态和体现。而归结起来 ,就是“一箪食 ,一瓢饮 ,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孔颜乐处”。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 ,早期儒家对人的生存氛围营造 ,其一 ,是不大注意人的生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的。因为 ,一种以贫穷作为人有否德操、能否坚持操守的基本座标 ,已经潜含了一个预设在中间。这个预设是 ,富裕将影响德操意义的显现。于是 ,在贫穷与富裕之间 ,选择一个于坚持伦理信念有推动作用的参照系 ,早期儒家才毫不犹豫地择取了前者。至于富裕 ,当然也并不为早期儒家所完全拒斥。但是却把它的作用严格地限定在君子或君王施恩于民的范围内来谈论。其二 ,是不大注重人的生存状况的权势作用力的。尽管早期儒家面对的是“天下无道”或君王一统的严峻政治局面 ,他们还是认为面对霸气十足的诸侯应率直地陈述仁政主张 ,还是认为面对一统江山的君主 ,应以天人谴告警示君王谨行仁德规范。前者 ,是孔孟荀董都曾面对的处境。后者 ,则是董仲舒时代的生存氛围。所谓威武不屈 ,意义在此。其三 ,是不大注重伦理以外的其他社会因素对人的作用和影响的。在早期儒家看来 ,人有善心 ,反求诸己 ,便能把握自己 ,与德性合一 ;或者人有恶性 ,但一经圣人感召 ,化性起伪 ,均会风靡拜倒 ,否则便成为“小人”。在这种推论中 ,惟有教育的作用 ,在一定限度内 (如“求放心”、如“积善成德”等等 )被承认 ,其他实力性因素 (政治制度的、经济安排的 ,此二者尤为重要 )大致不被重视。伦理是独大的。当伦理独大完全被确认 ,而且成为一种伦理信念时 ,伦理就可以脱开一切支撑条件 ,变成为支持人成为人 ,成为高尚的人的一种自足动力与支点。因此 ,也就可以有上述的“孔颜乐处”的境界陈说 ,以及这一人生态度充分发挥影响的足够空间了。“孔颜乐处”是早期儒家营造出的以单纯道德动机做人的一种高妙境界。这种境界 ,可以从三个维度上体会其要领。其一 ,它是乐观的。因为一个人可以排除物质生活的贫困窘迫的干扰 ,也就排除了最易动摇人 ,使人忧惧 ,使人信念变易的干扰源。能够笑对贫困 ,自能笑对人生 ;能够笑对贫困 ,自能笑对不施予自己恩惠的权贵 ;能够笑对贫困 ,自能笑对世间一切向伦理挑战的愚行。基于这一点 ,李泽厚有理由把中国传统文化称为“乐感文化”①。其二 ,它是坚韧的。因为一个人要能够排除各种物质条件的影响 ,不是那么容易的。它需要有“忧道不忧贫”的高尚信念作为基础 ,需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强勉”精神作为支撑。在此角度看 ,孔子只许以颜回三月不违仁 ,自谦非仁非圣 ,都不是随意性的议论人物、臧否德行 ,而是对“孔颜乐处”境界的维持 ,怀抱一种谨慎的严肃态度。基于这一点 ,论者有理由把中国文化的精神称为“忧患精神”。因为于伦理把持而言 ,只能是“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的。其三 ,它是自我确认的。一个人能否在窘迫的生存条件下把持住自己 ,紧紧与伦理道德相连 ,乐观地面对物质生存条件的困境 ,面对社会处境的无权无势 ,面对他人的纷纷变易信念而笃定行为取向 ,完全是由这个人自我决定的。它不由别人提供答案 ,也不由经验显示而出 ,完全依赖于这个人自己对进入崇高的道德境界的强烈祈求 ,完全凭借于这个人坚定的践履德性的执着追求。因此 ,在伦理至上的生存氛围中 ,以进入崇高伦理境界为目的生活的人 ,是一个完全自愿抉择的人 ,是一个甘为伦理境界丧失物质享受和权势畅达的人 ,是一个一心只装着爱人、利民的美德的人。基于这一点 ,说中国文化以个人美德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ｖｉｒｔｕｅ)塑造着最崇高的人格 ,就是有根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