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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恐怖的生产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描写了大洋国的恐怖统治，而这种恐怖统治之所以得以维持，完全和大洋国作为一种群集的“自闭化”有关系。大洋国做到这一点所使用的工具是一种叫“电幕”的监视和传送器。电幕具有双向功能，除了播出广播以便随时控制人们的思想外，更重要的是监视大洋国公民的一举一动，他让大洋国公民产生一种“老大哥时刻在看着你”的感觉，这种切入骨髓的监视使“统治”变得无处不在，“控制”不仅存在于一个人和他人交往的社会性场合，也存在于一个人和自己在一起的私秘性场合，这样实际上大洋国便被彻底地“封闭化”了，没有人能走出大洋国“恐怖统治的疆界”。这疆界首先是在内部划定的，它不仅将社会生活划入自己的管辖范围，而且也将私人生活划入其中――任何一个人任何时候都走不出“老大哥”监视“范围”，这就是恐怖所需要的自闭。恐怖统治，如果仅仅只是制造恐惧，那是绝对无法维持的，更重要的是把恐惧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施加于群集内个体的身上，如何把整个群集无论是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严格的划入恐惧的有效势力范围？封闭，通过监视把所有人的行动都封闭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到此，这种封闭还只是完成了一半，进一步的封闭是从空间上进行的，我们可以称之为“隔绝”。恐惧在内部传染，就会不断产生精神高压，使群集内个体产生离开群集寻求其他群集保护的冲动，这种情况下群集如何确保人们接受恐怖统治呢？群集的策略是把群集和群集之间从精神上和空间上彻底的隔绝开来。首先是空间上隔离，柏林墙[1]的诞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空间上封闭自己的群集，割断群集和其他群集之间的联系，断绝群集成员离心甚至逃跑的念头。其次是从精神上割断群集和其他群集之间的联系，恐怖统治一般通过制造敌对幻觉了达到这一点，它让自己内部个体深深地相信其他群集和他们处于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以断绝那些个体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因此恐怖统治一般需要一个外部敌人，因为，一、只有这个外部敌人的存在，群集内部成员才会出于对外敌的恐惧而甘愿忍受内部的压抑，二、只有一个外敌的存在他们才会产生忠于自我群集，不断地倾向于依赖群集并对群集的维系感到兴趣（产生群集向心力），甚至愿意为保卫群集的做出牺牲的精神动力；在这种情势下，群集发展出了一整套文化策略，我把它称之为“假想敌文化策略”，这种文化唯一目的是在群集内部制造敌对群集的威胁（敌对幻觉），如妖魔化周边群集、制造假想敌、挑起仇恨他者群集的情绪、鼓励用对其他群集的仇恨来表明对自我群集的爱、夸大群集之间的利益以及文化冲突等等。 现在，我们知道了群集的自闭实际上有这样几个过程，一、在空间上把内部个体和其他群集隔绝开来，二、在精神上把内部个体和他者敌对起来，三、对内部个体进行全方位、全天候的监控，把个体成员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全部纳入群集的控制范围之内。 但这还不是群集恐怖的全部，集群制造的最大恐怖是对恐怖的恐怖：集群总是不让其内部成员知道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遭遇监视，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对监视所产生的恐怖的恐怖，因为害怕那个监视，却又不知道那个监视会出现在什么地方，由什么人来承担，便只能时刻提防被监视，就此大洋国的公民实际上生活在无时不有的恐怖之中。有形的监视――如电幕――所造成的恐怖还是有限的，真正的恐怖是由无形的监视带来的――你不知道正在监视着你的人是谁，奥威尔告诉我们，大洋国恐怖的最可怕方面是全民的恐怖，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恐怖――它让人们彼此监视，它不断地对着你的耳朵强化，“监视的人就在你的亲人、朋友，在你的身边，你做什么都逃不过老大哥的眼镜”。禁果这种强化，这种恐怖变成了一种内在状态，大洋国的人因为时刻都处于对监视的提心吊胆之中，最终这种提心吊胆变成了内在于其生存状态的东西，它在时刻提醒着大洋国的公民不要越雷池半布，这样实际上这个监视者被内化了，真正的监视者变成了被监视者自己，那个作为监视者的“自己”比那个假想中无处不在的监视者（他人）还要严酷；最终，大洋国的公民造成了这样一种状态，他们无论做什么都会想：“老大哥对此会满意吗？”“老大哥希望我这样做吗？”同上这样的提问，被监视者自动地开始了自我监视，他们成了自己的狱卒，在自己的监视下他们同时也成了模范囚徒――他们彻底被驯服了，他们把对“老大哥”的屈从转变成了对“自己”的屈从，从此，因循和屈从成了他们生活方式的全部内含[2]。就此我们可以给恐怖统治定出一个公式： 恐怖统治＝（高压＋隔绝＋监视）×屈从 下面是《一九八四》中的一段： “你有罪吗？”温斯顿问。 “我当然有罪！”帕森斯惭愧地看了一眼电幕。“你认为党不会逮捕一个无辜的人，是不是？”他的青蛙脸平静品一些，甚至有了一种稍带伪善的表情。“思想罪可是件可怕的事，老兄。”他故作庄重地说，“它是暗中进行的。你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它就抓住了你。你知道它怎样抓住我的吗？在睡眠中！是的，事实就是如此。你想，像我这样的人，不停地工作，竭尽全力，从来就不知道我的头脑里有过什么坏念头。可是我开始说梦话。你知道他们听到我说什么了吗？” 他压低了声音，好像有人为了医学上的原因而不得不说淫话一样。 “‘打倒老大哥！’真的，我说了这个！看来说了还不止一遍。老兄，这话 只对你说头们没有等这再进一步就逮住了我，我倒感到高兴。你知道我到法庭上去要对他们说什么吗？我要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及时挽救了我。’” “那谁揭发你的呢？”温斯顿问。 “我的小女儿。”帕森斯答道，申请有些悲哀，又有些骄傲。“她从钥匙孔里偷听。一听到我说的话，第二天就去报告了巡逻队。一个七岁的小孩儿，够聪明的，是不是？我一点也不怨恨她。我反而为她自豪。无论如何，这都说明我把她教育得不错。” 什么因素决定了帕森斯的话是如此说，而不是反过来说呢？什么东西让他说“谢谢你们及时挽救了我”、“我反而为她自豪”呢？ 恐怖只能在封闭群集中流通。在封闭集群中，因为生活空间狭小、精神空间更小，人们的视野受到极大的限制，交际圈封闭，生活闭塞，人们终年生活在熟人、熟物之中。封闭的生活产生了惰性：因循守旧，老人统治、道德主义、人情社会。因为封闭，人们只能生活在同类型的人之中，和异类交往困难，接触他者障碍重重，成天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就如同从自我中复制出来的他人，这种被迫生活在封闭之中的人，渐渐地习惯于在圈内解决一切问题──进而人们被这些圈子所主宰，起先是不得不生活在这个圈子中，渐渐地是离不开这个圈子了，甚至在精神上会为这个圈子所操控，以为这个圈子就是生活的全部。 由于目光狭窄（生活范围狭窄的结果）人们对外界的兴趣也狭窄化了，自我意识变得模糊，生活在封闭圈子里（一个没有陌生人、陌生事，一天一天没有任何新鲜色彩）的人总是缺乏真实的自我体验。首先是缺乏相异之人的对照（周围都是熟人，相互间缺乏对比──熟人在这里意味着遵守相同的生活风俗、习惯、方式），没有异己事物的激发，没有新鲜事物的激励，人们无法发现自身中的创造性（个性力量），寻求个人感的冲动被压抑了，熟人社会是重人情、重归属感的群体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代替了竞争，守旧代替了创新，从众代替了独特。在这种封闭的生活处境中，因为无法逃离哪里，一个小小的过失都将是致命的。因为那些看过你犯那个错误的眼睛将永远盯着你，你无法摆脱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观之所以成为令人压抑的威胁，是因为到处都熟人的眼光、监视的眼睛。冒险被禁止，任何逾越常规的企图都被扼杀在摇篮里。“熟人”组成的社会圈子，四处都充斥着叫做世交、老朋友、亲戚人，而这些人也是最好的监视者，人们办事首先想到的是这些人会怎么看，或者这些人是否能帮忙，他人的眼睛成了办事标准，人情成了办事的通行证甚至成了办事的前提，社会中各项事物的法则都归结为人情交换法则──这从另一方面又强化了封闭性（外人难以进入这样的圈子就是因为他总是因缺乏人情关系而被拒绝），人们办事不是靠个人奋斗，发展个人的能力以及与众不同的独立个性在公平的公开的竞争中争取到待遇、机会、成功，而首先想到的是人情、找熟人、找依附成为封闭型社会的典型特征。封闭群集扼杀的是人的个体意识、创造冲动，鼓励的是依附、监视、攀比和屈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