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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走到传统商业的极限而止步 徽商源远流长，在四世纪初的东晋已见载于文献。明嘉、隆（16世纪）以后，至清嘉庆（18世纪）之前，是她的黄金时代(105)。他们转毂天下，边陲海疆，乃至海上，无不留下其踪迹；称雄于中国的经济发达区—长江中下游及运河两岸，控制着横贯东西的长江商道和纵穿南北的大运河商道。其财雄势大，手可通天，与山西商人共为伯仲，同执中国商界之牛耳。作为一个商帮，从16至18世纪称雄商界，竟长达三个世纪。 徽商在商业的规模和资本的积累方面，在明代，最大的商人已拥有百万巨资，当已超过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股东勒迈尔拥赀8100英磅的额数了(106)。清代，徽商的商业资本激增至千万两之巨。就其经营的规模和资本额，也已达到了传统商业的巅峰。之所以能积聚如此巨大的资本，是由于他们善于把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结合起来；并在 以贸易为主体的长途交换过程中被创造出来（107）。与海洋贸易的关系 尤其值得注意。徽商善于抓住明中叶海洋贸易带来的机遇，全面参与，并用海陆相结合地建立起商业网络，以此创造与增殖其资本（108）。 徽商侧身于商场而不忘情于儒业的举动，有力地推动其故乡徽州及其聚居地南京、杭州、扬州等市镇人文的发展。以其故乡歙县江村为例，据村志《橙阳散志》由笔者作的统计，该村便有78位作者，编著155种书。这一数字仅限于1775年之前。又据近人统计,徽州（缺休宁）历代著述者达1852人，成书4175种。为了迎合商业社会的需要，徽商斥巨资板刻一批批天文、地理、物产、科技、医药，乃至行旅路程、书契格式等士农工商出外居家、日常生活必备的常识通俗读物。士商要览、行旅程途一类的商务书籍，尤其反映徽商实用的需要。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徽商根据明儒的立教，倡导“新四民观”，大破战国以来商居末位的传统职业次序。吸取儒学的优良传统，创立其贾道和营运型式。合股制、伙计制、经营网络等，已经推进了商业的功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商业组织形式已经相当完善。商业资本家与经理（或称掌计、副手）有的是分开的。如前面提及的歙商许某，在江浙开典当四十余肆，伙计几及二千。每处当铺都分别由各掌计掌管。按规矩，家庭开支与铺店的财务是分开的。已具有商业近代化的色彩了。徽商在把儒学的优良传统从书斋带入商业活动即所谓“习儒而旁通于贾”(109)，在商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促进作用。歙商吴彦先“暇充览史书，纵谈古今得失，即宿儒自以为不及。”他将儒术用诸商业，“能权货之轻重，揣四方之缓急，察天时之消长，而又知人善任，故受指出贾者利必倍”(110)。徽商又受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族伦理的驱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投入商业，也势必推进商业的发展。他们败而不馁。正如《祁门倪氏族谱》所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111)。很显然，徽商的成就与此有密切关系。徽商以商业的成功与推进文化、培育人才并举，既提高商人的素质和层次，又制造了一个官僚集团。从“贾而好儒”而进入“官商互济”。在利用传统文化促进商业发展方面，已经达到极致的境界。 徽商无论在贾道和商业营运型方面的建树上，抑或经营规模和资本的积累方面，都走到了传统的极限，但是却至此而止步不前。他们积聚资本仅视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既没有以商业为终生终世的事业来追求、没有如同珠江三角洲的商人般进一步提出“以商立国”的思想，也没有建立商业帝国的鸿图；徽商既没有的将其商业资本转为产业资本，如同珠江三角洲商人投入机器缫丝业，实行近代工业化，反而用来结托官府，或用于科举仕途，以实现其“缙绅化”。徽商在走到传统商业的极限而止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等等均有密切的关系，应当放眼于总体历史作考察。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就徽商本身作探讨的话，我认为最根本的是浸透尊卑主仆等级的家族伦理及其制约下的“官本位”价值观。 徽州的家族组织严密，有系统的谱牒，门第森严。清初的官僚赵吉士曾指出：“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礼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 不；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年之谱，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屑小不敢肆焉。”(112)。 其中尊卑等级、主仆名分，最为讲究和注重。钱财是不能洗涮主仆名份烙印的。例如，万雪斋自小是徽州程家的书童。与程家有主仆名分。自十八、九岁起，便在扬州当盐商程明卿的小司客（伙计）。平日积聚银两，“先带小货，后来就弄窝子。不想他时运好，那几年窝价徒长，他就寻了四五万银子，更赎了身出来。买了这所房子，自己行盐，生意又好，就发起十几万来”。而原主子程明卿生意折本，回徽州去了。但是，万雪斋并不能因发了财而改变与程家的主仆名分。当万家与翰林的女儿结亲时，程明卿忽然来到，坐在正厅，万家惊恐万状，连忙跪拜，行主仆之礼，并兑了一万两银子出来，才将程明卿打发走。因未曾将昔日仆人身份说破，才保住了面子(113)。可见发财只能致“富”，而不能使其“贵”，亦即不能改变其社会身份地位。 业儒仕宦，从而荣宗耀祖，才是徽商的终极关怀。江终慕，从贾而致富饶，仍感有憾。他发感慨说：“非儒术无以亢吾宗”(114)。歙人吴雪中承父业为盐商。贾而兼儒，以先儒的嘉言懿行自励。慷慨负气，“内收宗族，外恤闾巷。亲交遇，其赴人之急，即质剂取母钱应之，亦不自德色。恒叹曰：‘士不得已而贾，寄耳。若龌龊务封殖，即一钱靳不肯出，真市竖矣。’”(115)。他以“士”自居，务贾是出于“不得已”。后弃贾，日督诸子读书。尽管身为官宦的汪道昆等嘴里也说“商贾何负闳儒？”但心里始终盯着“官宦”。他们依然坚持“官本位”的价值观，即以科举仕宦，显宗耀祖为终极目标。可以说，他们是“以儒为体，以贾为用”。儒是根本，商是权宜之计。徽商不同于珠江三角洲商人般因商致富之后，通过组织商会，捐资公益事业，发挥货币经济的力量取得社会名流的地位而与士绅分庭抗礼。诚然，徽商也建立行会、公所等组织，但旨在加强本地区的凝聚力，共谋乡梓的福利。他们对建桥、葺路，扶孤恤寡，乐善振贫等慈善公益事业，始终未曾吝惜。有的“行数十年不倦”(116)。族内实行余缺相济的道义经济，而与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内部趋向于经济上的公平分益迥异(117)。其目的在于积德，以图子孙得善报，亦即使家族荣华富贵和绵延不衰。积德可通天理，已形成心中的道德律。如果没有受到这一心中道德律的支配，公益慈善之举，是不可能如此自觉地行之久远，且坚持不懈的。徽商大量的商业资本就是在以家族为本的宗族伦理及其制约下的“官本位”价值观支配下被耗费了。可见为光宗耀祖而引发的经商致富的动机中，已包含了否定或摧残商业企业发展的因素(118)。加之儒家的宗旨是“致中和”，主张“和为贵”，与外界相和谐，徽商的贾道自当力求和谐而缺乏转化世俗的力量。商业经济既作为传统社会经济的附丽，而不是其异化的因素，徽州商人资本也自不可能超越传统社会所规范的商业运作的轨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