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沫若的墨学研究主要是在20世纪四十年代，当时他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他在墨学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这主要表现在他试图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不把先秦墨家思想学说看着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立场来阐明各家学说的真相”。在研究先秦墨家之前，他已经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作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的哲学思想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墨子的思想成为其中的环节之一。墨子非儒，郭沫若指出是由于他们在天道观上不一样，他说：“老子和孔子在根本上都是泛神论者，而在肯定人格神的宗教家看来，便都是无神论者。故尔到了宗教家的墨子他们便一样的非毁了起来。” 他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墨学的另一表现是以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历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去评判墨家思想学说，给墨家思想学说以新的评判，指出墨家学说的在历史上的地位。 有必要指出，郭沫若这一时期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在于通过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服务。他把意识形态的变化和社会性质的变革结合在一起。他说：“我对于古代社会的面貌更加明了之后，我的兴趣便逐渐转移到意识形态的清算上来了”，目的是要阐述“古代社会的机构和它的转变，以及转变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郭沫若的出发点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服务的。可另一方面，使他的墨学研究意识形态化，学术价值受到了限制，他对墨家思想学说所下的许多结论经不住推敲，其学术价值打了折扣。 其二，在墨学研究中以“人民为本位”。郭沫若的墨学评判有个标准，那就是看墨学是否合乎人民的利益，即“人民本位”的立场。他在《十批判书?后记》中说：“批评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断狱一样，须得十分周详，然后才不致有所冤枉。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种思想。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所谓的“人民本位”，就是以当时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本位。在对先秦诸子学说的评判中，就是要看他的学说和主张是为人民着想还是为王公大人着想。他认为，“孔子是袒护乱党，而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这不是把两人的根本立场和所以对立的原故，表示的非常明白吗？乱党是什幺？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够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 因而，他得出“孔、孟之徒是以人民为本位的，墨子之徒是以帝王为本位的，老、庄之徒是以个人为本位的” 。因为“墨子之徒以帝王为本位”，他对墨家的思想学说基本持否定态度。指出其不科学、不民主、反人性、反进化。 必须指出，郭沫若既是一位文化人，又是一位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活动家。在一个社会动荡、战争频仍而政治形势又变化多端的时代，他评判古人，难免受到他所在的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他的政治活动影响着他的学术研究，并使其学术研究深深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这种急于用世为政治而学术的心理，使他的学术文章时而表现出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影射。他对《墨子》“尚同”的批判实际上表现了他对当时政权专制的反抗。他的墨学研究中充斥了许多政治批判的用语：诸如反对乱党、忠于主上、人民利益等等。 也由于政治斗争对学术的影响，郭沫若的墨学研究矛盾之处不少。他一方面认为墨子出身微贱，另一方面又说墨子代表“王公大人”的立场，为什么出身微贱的墨子要代表“王公大人”的立场呢？郭沫若没有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此其一。其二，郭沫若墨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指导，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墨家思想学说是战国时代的产物，郭沫若在研究时却常常以自己所在的时代的政治斗争的需要来评判，又背离了唯物史观。这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这是郭沫若墨学研究中最根本的矛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