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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认为，他在《墨经》研究中有一大发现，而又被一般的研究者所忽视，那就是六篇文章中的主张不一致，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经上》、《说上》与《经下》、《说下》几乎可以说是观点对立的两派。他从《庄子?天下篇》记载墨家后学“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奇偶不仵之辞相应”出发，指出“相訾”即是相反驳，“相应”即是相和同，墨家后学派别对立是公认的事实。观点是需要材料来支撑的，郭沫若证明自己观点的材料是先秦哲学史上十分著名的“坚白之辩”与“同异之辩”。众所周知，墨家后学参与了先秦一些重要哲学命题的辩论并且在辩论中观点分明，这是所有研究者公认的事实。郭沫若所说的被大家忽视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墨家后学内部在这两个问题上观点也不相同，甚至相反。具体说，在坚白论这个论争的焦点上，“《经上》派和《经下》派的见解是完全相反。《经上》派主张盈坚白，《经下》派则主张离坚白” 。《经上》派主张“坚白不相外也”，与公孙龙坚白相离的观点相反。而《经下》则说：“一，偏弃之。谓而固是也，说在因（否）。可偏去而二，说在见与俱、一与二、广与修。”《说下》“二与一亡，不与一在，偏去。……见不见离，一二不相盈，广修，坚白。”郭沫若认为这是“离坚白”的观点，与公孙龙的观点完全一致。由此他得出结论，《经上》派与公孙龙派观点对立，而《经下》派与公孙龙派观点一致。为什么在墨家后学内部会有这样观点分明的两派，郭沫若的解释是就像《墨子》一书中不少篇章有上中下三篇一样，是墨家不同派别的观点，而后人在纂辑成书时一并收录。同时，郭沫若认为《经上》派与《经下》派在“同异”的观点上也不相同，《经上》派的同异观是根据常识来的，《经下》派在同异观上则承受惠施的主张，有时和公孙龙的见解也十分接近。《经上》派把同异均分为“重体合类”四种，又列出“同异交得”，都不外是常识的归纳。《经下》派则主张“物尽异”，“物尽同”，同异有大小。与惠施的“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是完全合拍的。 ，不过，他指出，《经上》派与《经下》派在同异观上的对立不如坚白论明显。《墨经》中另外两篇《大取》、《小取》的见解与《经上》派接近，只是时代的先后不同。《大取》、《小取》的年代应该在后。由此，他得出结论，《经下》派受惠施、公孙龙的影响极深，与《经上》派实不相同。《经下》派是“离坚白，合同异”，《经上》派是“盈坚白，别同异”。既然《墨经》六篇中反映了泾渭分明的两派的观点，为什么又同属于墨家呢？郭沫若给出的解释是：《经上》、《经下》与《大取》、《小取》亦有相同之点。他们同样承认辩的价值。《经上》：“辩，争彼也；辩胜，当也。”《经下》：“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 郭沫若之所以得出《墨经》分为《经上》派和《经下》派，源于他对《墨经》的解读，特别是他对《经下》一段文字的解读。《经下》有这样一段文字：“一，偏弃之。谓而固是也，说在因。不可偏去而二，说在见与不见、俱一与二、广与修。”郭沫若认为，这段文字反映了《经下》派“离坚白”的观点。我认为，无论在这段文字的断句和理解上，郭沫若的观点均值得推敲。首先，他把“不可偏去而二”的“不”字与上文连读，把“说在见与不见、俱一与二、广与修”读为“说在见与俱、一与二、广与修”，导致对原文的理解错误。其次，这段文字实际上包含了三条经文，而不是郭沫若认为的一条内容。其中最关键的一条经文“不可偏去而二，说在见与不见、俱一与二、广与修”。《经说》应该是“不。见、不见离，一、二不相盈，广、修；坚、白相盈”。而不是郭沫若认为的“见不见离，一二不相盈，广修，坚白”。这条“经”与“说”正好说明了“坚白相盈”，而不是“坚白相离”，与公孙龙的“离坚白”大相径庭。《经下》另一条“抚坚得白，必相盈也”，也证明了《经下》持坚白相盈的观点。《经上》与《经下》在坚、白关系上并无根本的冲突。当然，我也并不想否认，墨家后学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观点上有差异，只不过是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不同罢了，而与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在坚白、同异关系上却有着根本的冲突。因而，郭沫若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可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