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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我已经表明的﹐理论评价的语境依赖性并不意味着理论的评价和选择是非认知的。我们能够按照充分理性的根据(比如说﹐说明力)来选择一个理论﹐如果说明是建立在事件或现象之间的事实关系上。在这点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van Fraassen对于可投射性的断然否定。因为甚至就可观察的世界而论﹐如果我们需要确立起任何似定律的概括﹐那幺可投射性的问题仍然存在 。虽然van Fraassen持有一个关于定律或规律性的怀疑论﹐我们能够以G. Moore捍卫常识实在论的方式来反驳这种怀疑论﹕如果没有定律﹐那么也就没有推理和信念。比如说﹐如果没有规律性﹐van Fraassen怎么能够知道经验的恰当性能够被看作是理论接受的一个标准呢﹖进一步﹐如果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界限是要由科学本身来确定﹐为什么是否一个谓词是可投射的问题就不应该由科学方法论的实践来解决呢﹖在他对于休谟问题的解决中﹐Nelson Goodman正确地建议说﹐只是按照公认的推理实践﹐归纳推理的原则才能得到辩护。如果这个辩护程序被合理地接受﹐那么它将意味着：大概通过某种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规范的东西能够从描述的东西中突现出来。关于这点，Goodman写道﹕ "辩护的过程是在规则和已被接受的推理之间进行相互调节的微妙过程，对于无论何者来说，唯一需要的辩护在于所取得的这种一致。... 所有这一切同样好地适用于归纳。一个归纳推理是按照普遍规则得到辩护的，而一个普遍规则是按照已被接受的归纳推理而被辩护的。预言被辩护，如果它们符合有效的归纳准则；那些准则是有效的，如果它们精确地整理(codify)公认的归纳实践" 。 因此﹐依Goodman之见﹐归纳问题不再是一个证明(demonstration)的问题，而是应该成为关于归纳推理的有效性问题。但是归纳推理如何是有效的决不是一个纯形式的问题﹐而是必须按照我们接受的推理实践来解决。如果归纳推理实际上能够向我们提供充分可靠的知识或信息﹐那幺它得到辩护。这个辩护必定在根本上涉及到考查人类与世界的相互作用。正是这个事实使得实在论者对于真理作为成功的保证的预设看起来合理。我们需要真理的概念，因为我们在认识论上需要某种东西﹐按照它我们能够判断我们的认知和推理实践﹐亦即审视我们的信念形成机制的可靠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有意义地说﹐如果科学实践是可能的﹐那么就必须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对于它的观念而存在的世界。确实﹐经验是我们知识的基本要素﹐但是它不是一个不可错的要素。它也不是某种勿需进一步的说明或辩护的"给与"(the given)。因此﹐甚至在经验科学内﹐van Fraassen的如下断言也是假的﹕"对于一个科学方法来说﹐没有必要表明这个方法怎么能够使科学家把可投射的东西与不可投射的东西区分开来"(p.29)。当然﹐对于一个给定的方法的辩护必须终止于某处，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需要按照直接经验或者按照对于不可观察的东西的推理来辩护对于知识的主张。在我看来﹐在这两种辩护之间的差异只是一个方式和程度的问题﹐因为它们都取决于按照一个充分合理的经验基础来解决可投射性问题。 但是依我之见﹐可投射性与可观察性属于同样的范畴。一个谓词或一个假说是否可投射的是要由特定的理论和方法论实践来解决。因此可投射性判断的成功关键取决于背景理论对于那个判断的支持﹐取决于对于相关预言的实验确认。这个观点充分符合Goodman的见解：我们应该把可投射性问题处理为证据和假说之间的确证关系的问题。但是﹐这个关系的判断不只是涉及到关系项（证据和假说）﹐因为"每当我们着手从一个给定的基础来决定一个给定的投射的有效性时﹐我们有而且利用了大量的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这个概念在这里相当重要，因为它至少表明﹐对于理论间关系的考虑为决定一个可投射性判断的有效性施加了重要约束。但是我想要强调的是﹐对于因果说明和因果推理的考虑具有至少同样的重要性，然而﹐为此我们需要对于因果关系和因果说明采取一个非休谟的探讨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