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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中”、“庸”与“和”自然是不能分开的，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和者，中之所达。正如《中庸》载;“舜其大知也钦!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进一步说明，君子以中庸为行为规范，以中求和，环顾左右，权衡利弊，做出科学的判断，并非无原则的调和折中。所以，中庸反对极端，追求和谐的境界，尽可能缓解各方面的矛盾与对立，以期达到伦理的、政治的及社会的和谐。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其中有过度、不及与适度，他所说的德性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在感情与实践中，恶要么达不到正确，要么超过正确。德性则要找到并且选取正确。所以，虽然从其本质或概念来说德性是适度的，但从善的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极端。正如勇敢与节制方面不可能有过度与不及—因为适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极端一样。就此可以看出，孔子所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反对极端，而亚里士多德所追求的适度，本身就是一个极端。 《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孔子所言中庸，不仅是一种为人处事的行为规范，更要求君子应当每日克己复礼，时刻自省，如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之道不仅是作为一种行为准则，而且已成为检验是否为君子的一种标尺。这点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极相吻合。他认为适度就是德性的特点，过度和不及就是恶的特点。同时，“德性是在我们能力之内的。恶也是一样……既然做还是不做高尚(高贵)的行为，做还是不做卑贱的行为，都是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关系到一个人是善还是恶，做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一个人的品质就决定于他怎样运用他的能力”。 三、中庸与中道的达到途径 其一，孔子作为中国儒家伦理精神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提出的中庸思想，直接脱胎于“礼”与“仁”。儒家伦理精神人伦建构的原理是礼，是由家族伦理到国家伦理;人性提升的原理是仁，是由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而德性修养的原理则是由修己到安人，由成己到成物。正如孔子所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维系儒家这种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根源在于血缘、宗法、政治三位一体的人际关系，充分体现了基于血缘关系的人情伦理思想所提倡的克己复礼，以人治人的中庸思想，最终构建家国一体的和谐社会，这与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中道还是有明显的不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伦理思想直接反映在他的政治主张上，认为应建立民主和法制的社会，因为“法律问题总是在政治的共同体的范围里制定的。所有的共同体都是政治共同体的部分，政治的共同体维护共同生活的最重要的东西首先要靠法律”，因为“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既然违法的人是不公正的.而守法的人是公正的.所有的合法行为就在某种意义上是公正的。因为，这些行为是经立法者规定为合法的，这些规定都是公正的。所有的法律都是促进所有的人的共同利益的。”同时，他还阐明了法律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不是在健全的法律下成长的，就很难使他接受正确的德性，因为法律可以使人变好”。 其二，中庸与中道思想在生活中是作为“至善”的最高行为准则和追求的目标，并非每个人都能达到，在具体的行动中总会有些偏差，如何达到适度，或最大限度地接近适度，在这方面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也都提出了各自的方法。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捐乎?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也。”此处便是阐述在退而求其次的时候，也要在二者中取其优，要么锐意进取，要么做事不越度。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既然要准确地选取适度非常困难，我们的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就只能是如谚语所说‘在两恶中择其轻。’”无论是选取哪种方法，也都是强调要尽可能地趋善避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