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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和《田敬仲完世家》都说“孔子晚而喜《易》”，班固《汉书·儒林传》所载亦同，只不过改“喜”为“好”而已。孔子为何要至晚年方才“喜《易》”?他晚年前后的易学观有没有变化?对此，司马迁、班固没有记载，人们也都没有注意到。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孔子的思想终其一生，是“一以贯之”的，不可能有转折变化，其易学观也当如此。因此，探讨孔子何以“晚而好《易》”这一问题，不但可以加深我们对孔子易学观演变的认识，对孔子整个思想的研究也具有方法论的启示。 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6篇帛书“易传”，共1万6千余字。其中第四篇名《要》，记字“千六百四十八”。这是一篇研究孔子易学观的极其重要的文献。笔者曾有幸进行过整理，做过释文，[1]并发表过《帛书〈要〉简说》、[2]《帛书释〈要〉》、[3]《帛书〈要〉与孔学研究》[4]等论文。今吸收时贤的成果，参以自己的工作，再作一探讨。 从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随葬木牍可知，该墓葬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从帛书《要》的书写形制、篇题及其所记字数来看，帛书《要》系抄本无疑，应有篆书竹简本存在。同时，从篆书竹简本的写成到被抄为帛书，应有一段流传的时间。《要》系摘录性质之书，[5]其材料来源应较其成书更早。考虑到秦始皇公元前213年根据李斯所议制定了《挟书令》，而该令直到汉惠帝四年(前191)才得以废除。考古发掘表明，迄今在《挟书令》施行时期以内的墓葬，所出书籍均未超出该令的规定。[6]所以，帛书《要》的记载不可能出自汉初，也不可能出自秦代，应该会早到战国。 帛书《要》有一节文字，详细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和其弟子子赣(贡)辩论的情况。其文曰：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 (诡)其福。《尚书》多於(疏)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僌(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帛书《要》这一记载是否可信呢?最好的办法是“取地下之实物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7]王国维告诫我们：“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8]帛书《要》所谓“夫子老而好《易》”，说同于《史记·孔子世家》，只不过一称“夫子”，一称“孔子”；一称“老”，一称“晚”；一称“好”，一称“喜”。而帛书“夫子”之称较《史记》“孔子”更近，显然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的口吻。所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与《史记》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说也可相互证明。正因为孔子“老而好《易》”到了居、行不忍释手的地步，才出现了“韦编三绝”的结果。《要》篇载子贡批评孔子“老而好《易》”之事，从时间上讲，是可以成立的。《史记·孔子世家》将“孔子晚而喜《易》”一段置于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归鲁之后，而据《左传》哀公十一年所载，此时子贡正在鲁国。至哀公十五年冬，子服景伯前往齐国，子贡为介。第二年四月孔子逝世，子贡批评哀公的致诔，随后为孔子庐墓六年。李学勤先生说：“孔子、子贡间发生《要》篇所记的对话，恰合于当时的情事。”[9]这一论断是准确的。上载子贡对孔子的责难，与传统文献所载子贡的性格也是相符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又说子贡：“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上引帛书《要》篇之文，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证。又帛书所谓“《周易》未失也”，“《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云云，与《论语·述而》所载“无大过”之说若合符节。“观其德义”，“求其德而已”，与《论语·子路》所载“不占”之教完全可以相互印证。“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与《孟子·滕文公下》所载孟子引孔子语“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口吻酷肖。所有这些足以证明：上引帛书《要》篇所载，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可靠史料，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它。 从上引帛书《要》可知，孔子“老而好《易》”，竟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痴迷地步，对此，其弟子子贡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子贡为何要反对“夫子老而好《易》”呢?原因就在于子贡认为孔子“老而好之”违反了孔子的“它日”之教。“它日”即往日，指以前。孔子“老而好《易》”之前，对《周易》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帛书通过子贡之口，揭示得非常清楚：“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 [10]。丧失德行的人才乞求神灵，缺乏智谋的人才频繁卜筮。子贡引此来批评“夫子老而好《易》”，是引子昔日之矛击子今日之盾，说明这种“它日之教”就是孔子“它日”对好《易》者的批评。下文“赐闻诸夫子曰：‘孙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同理，也是说不须好《易》，亦能不惑，以此驳孔子“《周易》未失也”之说。从子贡所引孔子的“它日”之教来看，孔子晚年以前不但不曾“好《易》”，反而视“好《易》”为求“德行”、“逊正而行义”的对立面。在这时的孔子看来，《周易》是卜筮之书，为君子所羞称。这一易学观，“赐以此为然”，被子贡这些弟子所完全接受，视为孔门思想的正统；并“缗行之为也”，努力实行。 孔子晚年以后为什么要“好《易》”呢?帛书《要》记载得很清楚。“《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所谓“未失”，是指《周易》的哲学功能而言，它具有“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的作用。过于刚强者，学了《周易》之后，就会“知惧”，懂得过于刚强之祸。过于柔弱者，学了《周易》之后，就会“知刚”，懂得要以刚去济柔。这就是说，《周易》是一部讲辩证法的书，它揭示了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的哲理。愚人学了《周易》之后就会变得聪明，渐(奸)人学了《周易》之后就会去掉狡诈之心。这就是说，《周易》又是一部讲人生哲理之书，它揭诸人生的智慧，做人的正道，教人“不妄”、“去诈”。《周易》一书的这些深刻的哲理正是孔子“老而好《易》”的首要原因。 孔子“老而好《易》”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孔子认为《周易》“有古之遗言焉”。李学勤先生说，“古之遗言”不是泛指古代的话，因为《周易》对于孔子来说本来是古代的作品，用不着特别强调。“遗言”的“言”应训为教或道，系指前世圣人的遗教。[11]其说极是。具体而言，这里的“遗言”是指周文王之道。《周易》“有古之遗言焉”，就是说《周易》一书蕴藏着周文王的思想。何以见得?帛书《要》告诉我们：“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这就是说，《周易》一书始出于周文王，它产生于“纣乃无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讳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义思想(“文王仁”)和忧国忧民意识(“其虑”)。孔子是“乐其知”，赏识蕴藏在《周易》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这一段话，主要是从历史、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其“老而好《易》”的原因。对我们解决《周易》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周易》一书的性质提供了宝贵的史料。[12] 《论语·子路》篇载孔子对《周易》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的评价是“不占而已”。今人多以此“不占”之教来概括孔子的易学观。其实，孔子晚年的易学观并不如此简单。如上所述，孔子认为《周易》乃文王“讳而避咎”之作，所谓“讳”乃隐讳，“避咎”乃躲避商纣无道之“咎”。 [13]这就是说《周易》的卜筮形式下寄寓着文王之“仁”和其“志”、“虑”，它的外壳是卜筮，而其实质是反纣之“无道”。 [14]基于此认识，孔子认为就其“讳”的卜筮之用而言，“我后其祝卜矣”；但从“观其德义”来论，“祝巫卜筮其后乎”。孔子轻筮重德，并不是说他于《易》只言义理，不涉象数。相反，他主张的治《易》方法是“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他认为“幽赞而不达乎数，则其为之巫”，只知卜筮之用而不知利用易数去推步天象历法，这就是巫，是最下等的好《易》者。“数而不达乎德，则其为之史”，只知以易数去推步天象历法，而不知从天道中推出人道，这就是史，是次等的好《易》者。[15]对于“史巫”之易，孔子认为“乡(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向往和喜好都是错误的。而正确的方法是由明占筮之用而明易数，由明易数而明易理，并将易理与仁、义相结合。这实质是主张由象数而探义理，反对离义理而言象数或离象数而言义理。这种易学观，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易学，而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君子标准，即君子既要“守道”，又得沟通天人；既要修德，还得“明数”。此不但异于思孟的心性之学，与荀子的“天人之分”说也有明显不同。但对精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孔子来说，则是完全可能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则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这一记载崔述有所怀疑，[16]但又见于《韩诗外传》、《淮南子·主术训》、《孔子家语·辩乐解》等书，大体可信。孔子论乐由数及志，再得其为人，论定其曲为《文王之操》。这种风格，与帛书所载孔子论《易》语极近，我们不应有所怀疑。 孔子易学观的转变从《论语》中也可得到证明。其《述而》篇有一段著名的记载：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