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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国内青年文学界荡起一点小波澜。沪上“在南方”文艺群落的几位诗人、学人（都是我的同龄人）肖水、茱萸等，发起了一次“从中国回到中国”的集体行动，意在“回到传统中国的深处寻觅和挖掘精神资源，找到一个值得想象与创造的中国”。即便这种想法里还有若干问题值得推敲，但此举作为新世纪中国青年再度寻根的思考与实践，我以为，已经算是迟到了。说来，中国在世界上也算是老牌的文明古国。所谓老大之国，经历了20世纪的文明自救，又慢慢恢复了元气。在这一过程中，复兴无论作为一种口号还是作为一种行动，都具有无限的历史合理性。对于青年学人，开动脑筋，对之作出各自的判断是适宜的。当然，有立的声音，也就会有破的声音，远在广州的诗人阿斐先生撰文对这一命题提出了一篇社论型批评《我的这些同代人怎么了》，认为这群同龄人的观点属于“寻找断奶之后的奶嘴”。而他本人提出的观点是：“近代有鲁迅，当代有新批判主义。观察、认识现实并批判之，这就是我们应持就的精神之根，也即是我们应有的所谓人文精神。”也就是一直以来为政府主导声音所提倡的发扬鲁迅精神。 就行文的探索性和严肃性来看，“在南方”的青年诗人、学者们显然是很到位的。他们都怀有一种单纯的信念，从各自感兴趣的学术学理层面，对中国文化的过去进行深度回忆。有坐而论道的纯良，也有挥斥方遒的意气。而阿斐的观点则在现代性、西化及当代现象中摇摆不定，还保持着五四以来中国文化青年一贯的“广场情绪”：批判、疾呼和质问。这两方面不同的声音，看似都很微弱，但却是长久以来中国学界争论情绪、模式和思维方式的一个缩影。 自1840年以来，中学和西学的争论一直是中国思想界争论不止、争论不定的话题。摇摆在强大的自我过去和强大的他者现在之间，以弱者自指的现当代中国文化人心一直不能安定下来。特别是在中国国力真正孱弱的时候，真正面临着大规模外敌入侵的压力和事实，能够速效地解决问题就是好出路。历史就在这种拯救性的焦虑感中反复审视自我和他者的距离，而中国知识分子则在这种焦虑中幻生出了很多莫名的脾气和信念。作为一种忠君爱国思维的变体，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将国家、民族和文明文化的生命兴衰当作是自己的使命，并把自己的生命意志投入到文化气脉的消长之中。或可以如此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以自身的生命之气来给古老的文明文化输入生命力，所谓孤灯古卷、白首穷经。正是这些义勇担当的责任，才使得中华古文明息息相传。正如中国古风的精髓在于盘古开天辟地后将自己肉体分身于自然万物中所隐喻的，牺牲，是一种造化自然的修养境界。尽管有时候，这种牺牲意味着无为、无用或者愚昧，但生命在修养中所散发出的光辉由此得以体现。如陈寅恪公，以风烛之年，恪守着古文化的气脉，其精神意义，与标榜所谓现代知识分子楷模的郭沫若何其之相异，而那些在世俗的灯红酒绿之中混得如鱼得水、在文化江湖上占山为王、渔名渔利的半吊子才子加流氓，安能体味到。因此，以阿斐先生为代表的我的同代青年人，因其不解，本能地排斥古典，也属情理。何况，现代人的急功近利，将复古二字换成了到处贴金的箔纸，换成了硬流通、期货和奇货，买椟还珠，更不足一论了。 至于说西学和现代，又何曾是铁板一块。西方式的理性，对不了解的绝不用一句话褒贬否定、而是持求解的态度，调动理性思维，开动头脑对之考证、试探和求解。这种基于探索人与世界关系最牢靠的途径与态度，是东方文明用直觉、用心灵融会、体悟或者捕捉的方式所欠缺的。东方的“用心故我在”和西方的“我思故我在”之间的距离，就是引发中国知识分子长久焦虑的距离。这种距离可以理解为一种差异，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相互的补充。很多优秀的西方知识分子看到了这种补充所在，他们因此克服了本土文明的自大与狭隘，从东方汲取了丰富的生命力。也有很多优秀的东方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一点，并克服了在物质层面上的落后导致的自卑心理，慢慢地引导东方世界融入到西方所设计的现代化潮流之中。这一进程，在东方文明的主体国度中国，通过几代人的探索和努力，慢慢达到了。我指的是器道，或者说物质的层面，但如何让现代进入内心。这一问题的确是个巨大的东方之结，也并不能如亚历山大大帝般挥剑一断就可以解决。从故纸堆里获得生命的底气，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却极度向往新文化革命的鲁迅先生，便是以西方式的思维，立足改造西方人所认定的那种古中国式国民性，或者说奴性种种。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最终怅怅而逝，不免有英雄泪满襟的落寞，或者说有一种中国知识分子宿命般的悲剧性在里面。 进入崭新的21世纪，这个古文明饲育、新文化营造的国家，正带领黑眼睛、黄皮肤的国人进入新一个轮回的畅想之中。一群年轻的“80后”学人提倡“从中国回到中国”的理念，似乎老话重提，又似乎有新的内涵所向。如是我闻，无论是从诗歌、文化、学术入手，还是想在政治、环境伦理、国际空间拓展和国际文化形象的新生等方向入手，人文局面想在新世纪打开新局面，移风易俗，塑造新的文化，或者仅仅挖掘一种新的可能，都绕不开对传统的反思、再反思，更离不开对现实的审视、再审视。两者并重，加上文化创新，才有活路。中国是有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可能性的，这种可能不能停留在对已有一切定论式的话语的反复咀嚼和一口唾弃的单维层面。行动中的知识和创新中的行动，用心，用脑，才是更大贡献的生命之母。从这一角度来说，我越来越发觉自己，从所谓保守，或者说回忆性的知识人身上所学颇多，而从清谈、清议式的文化人身上所得甚少。前者看似迂、旧、腐等等，但生命力饱满，只等勃发的机缘，后者显山露水、雄辩、气壮如牛，可恰如鲁迅曾批评过的胡适、陈独秀那样，他们表面上剑拔弩张，内里其实空空如也。我注意到，在自己的议论中，阿斐先生反复提到了“糟粕”一词。这个词很有趣，在二元划分的时代，精华和糟粕代表着新与旧的正负极。姑且用来，就当代中国，凡被权力笼罩着的地方，所谓中国传统糟粕的味道非常浓，而被金钱充分主导的地方，则所谓西方传统糟粕的味道非常浓。王霸之气和财色之气交替横溢，而真实的现代性淡然，令人不能不沉思。 几千年来，中国和中华文明在精神深处真正变化了多少呢？阿斐先生不喜欢“老头子话语”，却很坦诚地自解剖道：“西方的因素在我身上寥寥无几，而更多的则是源自所谓传统的糟粕，我中庸、我自恋、我虚无、我焦虑、我胆小如鼠、我不敢向当权者伸出脑袋，全来源于给我以深刻影响的家族、来源于身边的社会人群、来源于你我他。西方精神中常提及的自由、平等、博爱，我似乎爱而不能，想用也用不上啊，用得上也不知怎么用啊。”将自我修养全怪罪于环境，显然是一种机智的推脱。坚持这种推脱，是一种大众性的定向思维。罗素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究竟如何，西方人并没有弄得很清楚。经历了20世纪大变易后，当代的中国人也多不是很清楚。它因其古老而显得复杂，因其复杂又显得微妙，一棍子打不死，若全部搬回来，又理不清。但有一点很清晰，古文明中文化因子的新陈代谢依托于人而在，以人为本，直面文明、文化中的人，从人的悲欢离合、人的冷热酸甜中探看、思考，终能找到文明、文化之于个人在短暂生命历程中的意义。 在2006年一次学术会议上，我曾经就中国文化的西化与现代性问题和一些老前辈的专家、学者发生过同样的争执。当时，我所站立的角度，与阿斐先生站立的角度是一致的，甚至更远一点。我觉得，我们对西方的研习还是不够到位，不但需要了解西方的果，还要了解西方的因。就是不但要学习现代西方，还要深入传统西方，连根嫁接到中国文化中来。我的观点遭到了人民大学马相武、《文艺报》张陵两位前辈的批评。他们的理解在于，复兴就是复古，老老实实地复古，将古典精神重燃。对此我的意见也是非常激烈的，并且是“五四”以来所谓新文化知识分子惯有的态度：打倒孔家店、传统吃人等等。这种条件反射式的口号化反古，和读经、祭祖、穿汉服、国学热这类的形式化复古一样，根本算不得一种起码诚恳的态度，倒像是一种自我的催眠。把自我幻想中的传统、现代，指认为按照自我功利需要设置的一种符号。 时过境迁，随着对传统的更深入研读，忽然感到自己暧昧了起来，大概是在现实中益发了解到无论传统、现代、古今中外，文化和学问，只是起始于人对世界的理解、对人与人之间和谐等等的善意。只因其发轫于善，也应该行于善。一个人生于某种文明及文明某一阶段的文化当中，如果不能看成是冥冥中的安排，则必然是一种偶然，如同世界的存在一样，终都是偶然。倘若这种文明从古老的血气延续到现在，还有继续生龙活虎的可能，那么它对于个人则无疑是个超级的庞然大物。这个庞然大物，如果又因其自身的蜕变、变易之中而牵扯到了自己的神经，或者说它借助知识分子及族群公民的肉身与灵魂完成自身的变易，我们只能承担着它的沉重，同时也能获得新生的轻盈。这种变裂的感觉，富有智慧的古人在时间长河的那一头，早已想到了，也于灵魂内在做好了安排，并以“震”这一符号标识之： “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谈笑风生之中，听得天地间虩虩的震动，却不丧匕鬯（酒器）。这份优雅，全在于灵的阔然与从容。 （陶林，男，1982年生于江苏盐城。青年作家、诗人。写有长篇小说两部，诗歌、散文、文艺评论若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