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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孔子将认识和研究对象做了划分，分为“可知世界”与“不可知世界”。所谓“可知世界”主要是指人间，而人间世界的主要内容在人伦；所谓“不可知世界”则是指“可知世界”以外的世界。对于“不可知世界”，孔子虽有“星星点点”的涉猎，但总的看他未将其作为“关注”对象。孔子所关注的是作为“可知世界”的人间世界。也就是说，孔子是很“生活化”、“人间世”的圣人，他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人间，而不是“形而上”的世界。因此，孔子不仅主张穿衣“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6]242；吃饭要“食不厌精，脍不厌细”[6]244；居住要“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6]101。此外，还有一则“父子相隐”的故事，足以说明孔子之生活化、入世之倾向：“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6]314在此，“父子相隐”尽管呈现的是亲属有过失时的伦理困境，但他亦彰显出一个活灵活现的“生活化”的孔子。正因为如此，孔子对《诗经》中《周南》、《召南》中描写现实生活的内容评价甚高。他对伯鱼说：“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6]407孔子针对当时“礼坏乐崩”即“臣弑君，子弑父”的局面，提出了“仁者爱人”的理念，并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6]142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理想人格目标。 儒学由孔子开其端，孟子继其后。孟子继承了孔子关注现实、研究“可知世界”的传统。他主张“人性善”，认为“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在此，尽管他对“性”作了先验的设定，但从其论证方式看，孟子是通过“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情形来论证的，即这种论证是一种“经验性”的论证，而非抽象的思辨论证。而且，孟子虽然先验地设定了“性”之善，但他的目光是投向现实社会的，他所关注的重点并非“不可知世界”。他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7]5；“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7]5在孟子之后，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代表。与孟子不同的是，荀子对儒学“形而上”的“礼”、“义”直接作出了“形而下”的解释。他认为，“礼”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结果。他说：“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8]392荀子不相信“求雨”、“卜筮”等能给人们带来实际需求上的满足，认为这些只不过是圣人之“神道设教”而已。他说：“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8]356更为重要的是，荀子主张对“形而上”的“天命”应该“制天命而用之”[8]357。由此可见，荀子并未将“天命”所代表的“形而上”作为关心的重点，而是将重心放在了“形而下”的现实世界。 由上述不难看出，原始儒学之关注点与理论重心并不在“形而上”层面，更无西方哲学之“形而上学”诸问题，它的理论重心在“形而下”的“人间世”，因此它是一种“生活儒学”的理路。由此来看，儒学在后来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形而上学化”，显然是对原始儒学之“生活儒学”理路的“背离”。当今，面对“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呼声，笔者的主张是，由于儒学“形而上”与西方“形而上学”的异质性，由于原始儒学是一种“生活儒学”，儒学之未来发展不能取“形而上学化”之路径，而应回归原始儒学，回到“生活儒学”的道路上来。否则，“儒将不儒”，进而中国哲学也将彻底地沦为“西方哲学在中国”。事实上，只有保持儒学本身的特质，才有可能为人类哲学做出贡献。退一步讲，如果坚持走“形而上学化”的道路，即使能为人类做贡献，亦只是西方哲学的贡献，而非儒学和中国哲学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 秦龙.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传统的本质追问与意义确认[J].江汉论坛,2005( 5). [3] 朱熹.周易本义[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4. [4] 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5] 程志华.道德的形上学与“后而上学时代”[J].哲学研究,2009( 11). [6] 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7]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8] 蒋南华.荀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