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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思想的终结在海德格尔的诗性风格和德里达的修辞风格那里得到了最为形象化的表征。前 者试图用诗的语式来扭转形而上学真理的语式，从而达致思与诗在语言中的近邻关系的彰显；后者 则使修辞承担起使文本意义在互文和悖论中不断延宕其实现的目的，从而展示形而上学真理的限度 和言说的困难。在海德格尔后期的运思中，诗性风格更多地是引入了一种听觉，在听觉中一个空间 现身（“风入于耳，化为四方”）。而在德里达那里，修辞形成的言说时的口吃和句子的拆分最后 指向一种古老的语式：一种隐秘然而是不间断的祈祷。 真理能否公开？ 当耶稣教导我们“真理使你们自由”时，他是否是在说因此真理就可以而且应该向所有人公开？ 但为什么他讲话又要用比喻，并说这是“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柏拉图著作为什么要设 置那么多隐喻，好像他并不想人们真地知道他想说什么似的？尼采说话为什么时而坦诚得似乎要把 心掏出来给大家看，时而又吞吞吞吐吐，象在故弄玄虚？这些问题引发着我们对真理是否适于向所 有人公开的思考。公开内在地意味着明示方式，而隐秘则意味着不让一部分人知道真理，它暗示真 理具有某种危险性。可怕的也许还不是那种因对真理公开危险的不自知而导致的对真理的毫无遮掩 的、赤裸裸的表达，而是洞悉这种危险后的明诚实欺的真理表述（如尼采那样藏在坦诚的面具之下）。 因此我们必须在这里仔细分辨思想家们采用隐秘方式的缘由，看看启蒙到底存在哪些危险。 使用修辞和隐喻的理由，除了出于前述隐秘风格与思想本身内容的关联（赫拉克利特、海德格 尔和《圣经》）之外，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避免受迫害。这的确是原因之一，柏拉图风格在某种 意义上的确源于苏格拉底之死。但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思想家们对真理的信念和道德勇气使他们不 受这种一般性恐惧的影响，他们对真理的隐秘必定有更重要的原因，正如柏拉图从苏格拉底之死中 得出的绝不仅仅是政治社会对哲学的危害。人们想到的第二个回答是这是作者的个体心性所导致的 风格，思想沿着适于他心性的方向从个体口中流溢出来，作者可能天生喜欢隐喻风格，可能天生爱 将思想保持在一种秘密的光辉之中。这一回答的不足在于无法解释那些非个性和套路化的修辞方法 在众多古典著作中的出现。第三个回答更带有文学性，可以卡内蒂的话来概括：“在文学中留下许 多未说出的事物是重要的。这样才有可能辨别在多大程度上一个作家所知道的多于他所说的，这样 他的沉默就不是阴郁而是智慧的标志了。”（《钟的秘密心脏》）然而一个爱智者真正重视的是真 理本身的显现，而非自身高明的显现，没有理由认为那些伟大思想家这样做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智 慧，思想的彻底和明晰性的要求不允许他们把自身的智慧凌驾于真理本身之上。因此，我们还必须 从从真理的特性、社会的基础和人性的倾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考虑为什么要隐秘。 为什么会有（批判性）真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看清真理的本性。一个社会的基础 是一套基本同质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是经过长期选择和修补的结果，因此它对于应对未来的 不确定性和维系社会的相关性有可验证的效力。问题在于，这种价值体系同时也可能是路径依赖的 结果，亦即实际上是在选择的线性时间的不可回复性中锁定的劣等均衡。这样，传统的不完备性使 得怀疑成为必要，那些不具备自我怀疑和修正能力的传统都已被或将被历史淘汰，因而存活下来的 传统本身就包含着其中个体的怀疑能力。另一方面，人的形而上学天性促使人努力要弄清楚他自身 的存在，它无时无刻不在质问事物和世界秩序的合理性，质问我们接受的传统信念的正当性。真理 源于个体逃离洞穴的愿望，它以寻极究底、不屈不挠的彻底性为其特征，象普罗米修斯那样无视天 上的诸神和人间的偶像，哪怕它的结论直接威胁到人类生活的基础。 这样，真理的特性在于它关涉社会的基础，它的逻辑彻底性导致它经常能说服人，从而获得一 种百压不屈的传播力量，这种传播就有可能对社会赖以维系的信念根基构成危害，恰如雅典民众对 苏格拉底思想的反应所显示的那样，应该把苏格拉底之死看成是雅典的自卫。这种政治和哲学真理 之间深刻的紧张不能采用一种一边倒的方式作出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关涉到人类生活的内在秘密 和悲剧性特征。社会的基础，在于不能被深究的意见和信念之中。这些意见和信念构成社会的价值 评判体系，构成人与人行为预期的形成要素，个体正是在这种预期体系中才获得他的安全和生活的 可能性空间。个体固然有探究真理的天赋的自由，但他作为公民同样要因受益于制度和传统而承担 起对制度的责任，这正是苏格拉底之死的真正意谓。 从更细节的层次看，思想必定是“还在路上”，并且理性有它天然的界限（知识论上的），人 类生活自身的丰富性不能完全被理性和逻辑化，因此思想必定不能失去对自身的反省和限制，但是 它的传播和社会化过程恰恰就是思想失去反思性的过程。这种丧失反思品格的思想容易堕落为一种 失去具体语境的抽象原则，并且容易忘掉自身的不完备性，因而其无限制的传布会对社会及此种思 想本身产生非常大的危害。由于真实的思想会对作为社会基础的价值体系提出质疑，而且它的否定 的部分也确实有非常大的真理成分，因此在逻辑上说它动摇了社会的存在基础。而如果这种思想碰 到那些生来就不太会反思的激情者，逻辑上的可能性就会变成现实性。但基本上所有的思想在其否 定部分的有效性都不能变成其肯定部分的有效性，因此在动摇社会基础之后怎样重建一个新世界的 基础就非常困难。这就是迈蒙尼德所说的，有些人生来就不适合听到完全的真理，他们会被真理所 误导，导向谬误和混乱。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出于对真理的热爱而是出于一种利用的目的 向社会传布思想，被他们传布的思想一般与原思想毫无关系，但不能否认思想本身也应对此负责。 因此，一种思想在表述自身时要注意克制，克制自身的极端化倾向，努力地使表述更温和和审 慎，把自身的锋芒藏到只有少数人能觉察的地方，以避免它被某些人误解和利用。同时，在关系到 对社会基础的质疑时，不仅要永远保持对这种基础的同情的理解，更重要地是在表述中尽量避免正 面直接说出此种否定。为此在著作中要使用种种方法，如修辞、隐喻、类比和最重要的对话式方法 （柏拉图的辩证法正是为了避免使思想变成一种说教和灌输的单向运动，避免读者失去独立思考的 能力）。这并不是害怕社会的迫害，更不是自私，而恰恰是担心自己的发现会给社会造成危害，是 预先防范真理的负面效应。这一点在风险性极高（一项学说有可能破坏整个社会的均衡）的现代社 会中应成为每一位学者的基本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