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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学的僵化相反，新兴的玄学和佛学，却以“得意昌言”，不循旧章，不拘文字，以及深切的人文关怀受到人们的欢迎。“竹林七贤”是玄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在魏晋鼎革之际，他们活动于洛阳和河内郡（治今武陟西南）等地。他们著书清谈，倡扬玄风。主张顺应自然，建立一个没有斗争、没有君臣“名教”、不受道德约束的“自然”社会。玄学的文化学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辟了一个思辨的时代。一是掀起了一个个性解放的浪潮。 与玄学紧密联系的道教在魏晋时期也兴盛起来。道教尊老子为教主，奉《道德经》《南华经》为主要经典，吸收了儒、墨、阴阳五行、佛、谶纬等家内容，视长生不老、全性葆真、得道成仙为终极目标。 佛学是魏晋时期另一门显学。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东晋南北朝战乱不已，社会各阶层人们普遍有一种“人生若朝露”的“忧生之嗟”。强烈的生命忧患催动人们面向八方去寻找安身之命之处。玄学的兴起，为一部分士人开拓出超越有限进入无限玄妙之境的思想新域。而佛教的到来，又为人们开辟出了精神解脱的新天地。首先，佛教塑造了一批解脱人们痛苦的大慈大悲的救世主，如菩萨、佛等，这对于身陷苦难中的民众不啻为绝望中的光明。其次，佛教的生死轮回之说，善恶报应之论为痛苦的人生找到了人生支点，消解了人们对于今生痛苦的感受和对来世未知的恐惧。 儒学失落，套在人们思想上的枷锁暂时崩解，挣脱了一尊儒学与一统帝国文化统制的士子们转向疏离国家与社会，开始注重个体生命的存在和人生价值的思考。这种思维转向，引发了人们对于两汉时期掩蔽于经学羽翼，桎梏于儒学一统格局下的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的自觉和独立品格的形成。而在文学艺术的畅扬中，魏晋士人的个性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释放。 在儒学独尊的两汉，文学附庸于儒学。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立义”须“托五经”；“咏情”须以“彰教”为归宿。在儒学的所谓“有为”精神规范下，润色鸿业、讽喻教化成为文学的惟一职能。文学家，不过是毫无人格而言的弄臣。到了魏晋南北朝，尽管来自统治者的强权统治依然存在，但思想领域的独尊格局毕竟被打破，玄、佛、道的流行不仅为士人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向，实际上也为士人导化出了新的生活方式，玄风独振中的魏晋士大夫们狂狷不羁，蔑视礼法，任性放达，追求感观刺激，炼丹服散，纵情山水，溺于美酒。这些怪诞异行，被称为“魏晋风度”，既是世人对抗礼教，个性宣泄的体现，也是动乱社会消极避祸的求生手段。他们也许只能在佯狂或醉酒中求得个性的真正解放，但他们毕竟借助于这些手段实现了在文学创作中的情感释放，创造的文学作品确已完全实现了独立的学术品格。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人与文都从儒学伦常的樊篱中解放出来，个性得以释放，学术有了自觉，这是中国文化形成以来思想领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这是一个既破又立又重新融会的新时代，它为后世的文化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舞台，这一时期的文艺理念与创作方式，一直影响到唐中叶。( 作者：王保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