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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学者通常接受朱子关于“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之天即不是人格上帝的观念，但是，姑不论这个“天”概念已背离其原初的意思，且看唐君毅接近于冯友兰的这一见解：“孔孟谓天为无思、无为、无欲，实正如其言圣人无为而治，不思而中。此非不及思虑、意志之意，而是有思虑、意志，复超乎思虑、意志以上之意。超乎思虑、意志之天，为人之所从出，亦即人的思虑、意志所从出也。”[42]西方神学和宗教哲学在论述上帝人格性的问题时，对于上帝之“人格性”学说为避免“不及”人格性之歪曲，在肯定其有人格性（当然包含思虑、意志等等）时指明其“超乎”人格性之上，以及超人格又包含人格性的上帝乃“人之所从出”，即人之人格性“之所从出”等等问题，都有远为详尽和周密的思考和论证，远不象一些当代儒学学者所以为的那样可用“人格化上帝”一语概括之。那些论证，是很值得儒学学者对照新儒学关于“天”、“理”的理论加以研究的。唐君毅说：“无论孔孟对天之态度及对天之言说，如何与西方宗教不同，然要可指同一形而上之超越而客观普遍之宇宙的绝对精神，或宇宙之绝对生命，而为人之精神或生命之最后寄托处也。”[43]这种出类拔萃的总结，显然是这位儒学大师对西方宗教哲学中之绝对观念论和人格观念论虚怀以对，抱持开放态度的结果。 按余英时的总结，新儒家所谓“理本身不造作，一切要靠人心中之‘理’作主宰。所以此世界无所谓‘最好’，[44]而是可好可坏；坏到极处便会毁灭。”[45]“西方的上帝给人‘自由意志’，使人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新儒家的‘理’则只给人以为善的自由。根据理气论，恶源于气，因为气不循理而动便成恶。所以恶是被决定的，并无自由可言。”[46]这里也表现出好几处误解和矛盾。首先，这里表明当代儒学学者（即令不是那种仅靠某些通俗简介来了解基督教的儒学学者）很需要对基督教神学尤其是现代基督教神学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按西方神学或宗教哲学，“恶”有两种，一指人为之恶（源于人的罪，即sin），一指自然之恶（源于非人为的原因，即evil），后者含有从本体论上说世界尚不完善尚有缺陷之意。有鉴于此，所谓“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之最好者”，并非说世上无恶事无坏事，而说世上之恶事坏事并非全无意义。[47]此说不但未排斥世界“可坏”的可能，反而有助于理解“恶是被决定的”。对这种恶，基督教神学恰恰作了更少臆测也可以说是更为合理的分析。[48]其次，这里也暴露了新儒学的矛盾：第一，既然一切靠人心中之“理”主宰，而“理”又只给人以为善的自由，那么，世界便只能“好”，如何能“可好可坏”呢？若说“气强理弱”“恶是被决定的”，世界便只能“坏”，又如何能“可好可坏”呢？第二，理既无情意，“不造作”，则世界“坏到极处”时，谁来“毁灭”？“人物都尽”时，谁来“又重新起”？第三，倘若“自由”（哲学意义上的意志自由，而非社会政治意义上的“权利”自由）意味着只能做一类事而不能做另一类事（在此指只能“为善”），则自由不成其为自由了。须知自由是有限的，但却不等于它的反面。[49]在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几个方面的关系上，基督教神学的理论分析得更深刻也更周全。因为人的自由使人可能为善亦可能作恶（这正是人会犯罪的可能性，即“原罪说”的含义），所以世界“可好可坏”才合乎逻辑；因为上帝可以造作也可以惩罚（这正是基督教上帝观的一部分），所以世界可“尽”可“起”也才合乎逻辑——这不正是基督教神学可以给儒学的“启示”吗？而且，正因为人赋有真正的自由（可做一类事亦可做另一类事），所以善也才成其为善（不得不为的“善”，不能称为善）。这种自由意志学说由此而捍卫了人的尊严——人不是被决定只能为善或作恶的木偶，不是机器人，而是被赋予了自由因而自己决定去行善或作恶有抉择权的造物，因此，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不能推诿于命运或上帝。这种与“原罪说”和“自由意志说”相关联的基督教人性论，显然比单纯性善论的乐观主义和单纯性恶论的悲观主义更富于现实意义，因为它既鼓励人在道德上抱有信心（可以为善），又提醒人在道德上约束警惕（防止作恶），而且必然要求用外在的机制制衡来抑制人作恶的可能，而不天真地寄望于“清官”“明君”，这显然有助于符合人类实际的法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