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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21期 吕荧（1915-1969年），原名何佶，安徽天长人，美学家、文学翻译家。1955年5月因替胡风集团辩护，受到隔离审查。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他的美学论文《美是什么》，文前所加的“编者按”由毛泽东亲自校阅，为其恢复名誉；“文革”中又重遭迫害，在饥寒交迫中含冤病逝。 那是在1969年2月的一天，身处天津劳改农场的我刚刚抄起铁镐，要跟随着出工队伍去刨开冻土，挖一条引水沟渠。绰号“锣锅”驼背队长，突然从队列里把我叫了出来说：“你今天别去打冻挖沟了，场部的马棚塌了，你和大张去‘586’拉一车铁杆芦苇来，用它封上马棚的上顶。”我欣然从命。“586”是囚号的西方极乐世界，我想借这次西行之机，去看看那芦苇塘里埋葬死者的“586天堂”。 大张原来是个刑事犯，是因为哥们义气折进来的，人长得魁梧挺拔，是我们劳改队里的头号劳动能手。他说他是劳改农场的老号了，知道“585”老残队里，关押着不少生活不能自理的文化人，凡是难以医治的重病号，或者要上西天正路的，各个劳改队都送往那里——那里离天堂“586”最近，为的是埋起来方便。我打断了他的话说：“咱俩说点别的，我不愿意听老残队的事儿。” 他说：“我们的马车要经过那儿，我还以为你有啥老相识，可以去看上一眼呢！”“别说没有，有也不去。我怕去那个地方。”我说，“马车干脆绕过那个地方算了。” 但是那天如同碰到了“鬼打墙”似的，我到底还是进了“585”一趟。当我们的马车停到成片的苇垛之前，开始往车上装芦苇的时候，一个面黄肌瘦、身着褴褛棉衣的囚号，拉着一辆小平车，也来这儿拉芦苇。他还没往车上装几捆芦苇，便趴在芦苇堆上喘气了。这是来自老残队的人，名叫姜葆琛。这位老兄认出我曾是个青年作家，道出了我的字号。一股“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悲悯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不仅我动了真情，就连并非右派的大张，也立刻让我帮他把芦苇装好，并护送他一程。 在奔往“585”监舍的路上，我替他拉着苇子车，他在旁边帮我拉旁套。在边走边聊中，他说他原是清华大学水利系学生，在即将毕业那年被划为右派。比我幸运的是，他在社会上多混了几年，到了“文革”年代才进了大墙。因为他有先天性心脏病，进了囚瓮就到“585”老残队来了。当我把苇车拉到“585”墙外时，我动情地握握他的手，祝愿他保重身体时，他并没有松开我的手，而是两眼凝神地望着我说：“进来坐一会行吗？老残队都是快升天的人了，监规条例没那么严格。” 我说：“不行，你没看见马车还在等我去装芦苇吗？”他还是没有松开我的手，对我低声说了一句：“你知道我为啥去拉芦苇吗，为给吕荧取暖。他快死了！”“吕荧……”我终于听明白了他说的是谁，不禁心跳加快，“你是说美学家吕荧，也关在这儿？” “对！该怎么对你说呢，想来你比我更清楚，他是个有骨气的文化人，在中国没有几个。你也曾是个文人，愿不愿意去看上当年的同类一眼？”他眼巴巴地望着我，看我面露为难之色，便又对我解疑地说，“我与他算是忘年之交了，可是我这病弱身子，还不知能不能活到‘那一天’呢（指走出牢笼），他这么一个风骨文人，总该在历史上留个记号吧，你说对吗？” 一时之间，我愣在那儿了。此时正是“文革”“全国山河一片红”的1969年，关在大墙里的各种类型的囚号，虽然被视为只会出气的“死老虎、死耗子”，不再是阶级斗争的焦点和靶子，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的信条，已然成为一切患难知识分子的生活本能，我有必要去无事生非吗？ 姜葆琛见我犹豫不决，松开我的手掌说：“算了，你要是有顾虑，就再见吧！”我说：“当然有顾虑，但是我不愿意失去这次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缘分。我要是没碰到你，我还不知道吕荧关在这儿呢！”姜高兴地抄起车把：“你跟着我，只管往前走！”“那不行。还是我替你拉着车吧。万一有人过问，你是病号，我俩也都有个说词。”说着，我从他手里，重新接过小车车把。 就这样，我拿出“跳河一闭眼”的勇气，拉着小平车，闯进了残破的土墙围着的院落，终于走进了我最忌讳的“585”老残队。 此时已接近中午，太阳高高挂在蓝天之上，如果两眼只往上看，这儿的太阳与北京上空的一样；但当我用眼环视四周时，心里立刻塞满了悲凉：那些蓬头垢面的老号，七零八落地坐在背风的墙根，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身上围着棉被，在拿棉衣上的虱子。 这些老残人员，已然对一切失去了兴趣，因而我拉车从他们面前走过，竟然没有一个人打量我一眼。这倒也好，省得招惹是非。小平车拐过了一排红砖砌成的房子，在第二排房子的拐角处，姜葆琛让我把小车停了下来。他用手挑开了一块破布（当门帘使用，以挡冬日的寒风），一股酸臭之气立刻扑鼻而来，致使我不得不狠狠地吸了两口空气，才跟随着姜葆琛走进这间监室。由于房内光线太暗，一时之间我看不清楚屋内的任何东西。姜为我拉着了电灯，并用手指指向土炕上躺着的人： “这就是吕荧。” 至今，那幅画面还如同刀刻一般，雕塑在我的心田：吕荧下半身包着一条破被，因而我没能看见他的下肢；但是他裸露在棉被之外的脸庞和手臂，我看得一清二楚。该怎么比喻才贴切呢，当年光彩照人的吕荧，此时的脸和胳膊，都枯瘦得如同失去了水分的干木。仅仅这一眼，就让我心灵颤栗了——历史真是无情，当年神态飘逸的文场才子，在历史的大蒸锅里，居然变成了一具活着的骷髅。 这儿的人，烧炕要靠自己，吕荧无力自理生活，姜葆琛就充当了火头军的角色。姜说：“我还要为他拿虱子，可是虱子永远拿不净。有时我把他的棉被放到院子里去晾晒，哪知虱子十分耐寒，零下十几度都冻不死它。” 我久久凝视着吕荧的脸，我希望他能睁开眼睛，看一看我，那怕看上一眼，对我也是个安慰。但是他一动不动，好像听不见我和姜的谈话。在1955年批判胡风的日子里，我是文学圈里的小字辈，没有资格去参加批判胡风的大会，但是会后关于吕荧的传闻，我还是听到了许多。其中画龙点睛的一笔，是在批判胡风的大会上，他不识时务地几次要求发言。待他上台之后，因为其发言是为胡风辩解，台下有人呼喊要求停止他发言时，他却像是粘在了台上，两耳如同聋子那般，对台下的呼叫声不予理睬——最后，直到大会主持人郭沬若制止他再说下去，这个外表文弱、内心狂放不羁的中国书生，才默默地走下讲坛。 老实说，在反胡风运动之前，我对吕荧知之甚少。通过书刊媒介，我知道此公早在1935年就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在武汉的“七月”丛书中，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是怀着赤子情怀，毅然离开台湾，绕道香港回到中国大陆来的。他是个文化人中的多面手，精通英、俄、法多种外国文字。这么一个爱国的文化人，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会成为瓮中之囚，并关在这间小小牢房里等死——待我在这间小屋里来看他时，他确实已成了活着的木乃伊。 姜葆琛为圆上我的梦，这时把嘴唇贴到吕荧的耳根，轻轻呼唤了两声： “吕荧——吕荧——” 我虔诚地希望他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能够听见这声呼唤。有那么短短的一瞬，我以为他能睁开眼帘，看一眼专程来看望他的我。但我的心很快就沉到了谷底，他的眼皮只是微微翕动了一下，便再没有任何响应。我最后凝望了吕荧一眼，算是对这次匆匆来访的告别。 大约没过半个月，我奉命再次去“西部天堂”拉芦苇，劳动之余我忙时偷闲，偷偷钻进那块埋葬囚徒的“586”墓地，以了却我上次没能一睹“天堂”的心愿。在一排新坟的角角上，我看到在一座坟头前面竖着一块红砖。红砖上面留下了粉笔写下的死者姓名——吕荧。 2002年的秋天，我应天津监狱局之邀，与青年作家邱华栋、青年文史学者傅光明以及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潘宪立，一起参观了天津的几个监狱。但当我向陪同我们的劳改干部，询及当年“586”吕荧的坟墓时，此地的劳改干部告诉我，由于这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劳改干部已然更换了几代人，因而他们不知道这些封尘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那块埋葬囚犯的墓地，今天已变成了芦花荡中养育水产品的水塘。因而吕荧的尸骨到底是被其家人迁走了？还是进入了地下龙宫？这成了一个无人知道的谜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