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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康有为等人在建立孔教时，看来也意识到了孔学在现代社会的这一致命缺陷，因此不顾二千余年以来的一贯解释，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重新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使孔子变成具民主思想的宗师。如果孔子原本尊卑等级观念不是那样强烈、明显，或如果再有一些哪怕模棱两可的话可以曲解，或再有几句可以这样重新标点的话来凑数，说不定还真能把孔子变成民主的形象。但可惜没有了。所以康的这一新解即使宽容地讲，也只能说是“孤证难立”。 如前所述，我国传统中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的具平民情怀、同情弱势群体的思想，大量存在于《尚书》、《诗经》等上古典籍中。我国传统中能够提供平等感的信仰，是历史最悠久、为各思想流派所共同遵奉的“敬天祭祖”活动：在上天面前，无论穷富贵贱，每个人都是上天的子民；在祖宗面前，无论穷富贵贱，每个人都是祖宗的子孙。有关“敬天祭祖”这一信仰，我们另文再讨论。 孔子教育思想的优点： 1. 严谨的治学态度 孔子无疑是位终身好学不倦的学者。《论语》全书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学而》）他主张时常“温故而知新”（《为政》），强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并且在好学求知中获得极大满足：“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他毕生追求理想中的真理：“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人》）他也不仅是单纯记忆型的博学者，而且是思索型的思想家：“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他也有着坦诚、实事求是的学者素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 他也是很虚心的人：“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并自谦地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 正因为他的好学和天资，使他成为了解释“六艺”的权威。尽管他的很多解释并不符合原本的西周时代思想，而是从礼教观念出发进行了相当一些取舍和修正，但还是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如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讲：“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至于后来被圣化、被作为束缚禁锢人们的思想工具，那责任倒也不全在孔子本人。 但孔子的治学方法也不能说是没有缺陷或局限。如人们熟知的，他的治学准则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就是说，他致力于叙述传承已有的知识文化、而不创造什么新的，（当然在传承中不会没有自己的取舍和见解，）相信并爱好古代的事物。他的这一治学准则对研究与“史”有关的科目来说是比较适合的，但不适于研究现实问题，更不利于发明创新。他的这一治学准则作为个人偏好来说，是没什么可指责的；但后来被奉为“万世师表”，他的这一偏好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很不利了。 2. 启发式教学方法 孔子也是很喜欢教学的。如上面所引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虽然他自谦地说“何有于我哉”，但正说明“教”与“学”都是他内心的愿望。 《论语》中直接有关教学方法的论述并不多，但很有价值。 他最经典的一段教学名言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意思是：学生不到百般思索、发愤非想弄清楚的时候，不要启发他；不到心里有些明白、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时候，不要开导他。如果告诉他房间的一个角，他不能推论出其余三个角来，就不要再告诉他了（要让他自己去思考）。这种结合并注重发挥学生本人主动性的启发式教学方法，直到今天也仍然是很高明的。 但另一件事值得我们讨论讨论：孔子同乡有个少年，有天来给孔子捎个信。有人就问孔子：这孩子挺求上进的，是不是？孔子答道：我曾看见他坐在成年人的位子上，又曾看见他与先生并肩走。我看他不是求上进的孩子，而是个急于求成的人。（“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宪问》） 春秋时的鲁国以好礼、多礼而著称，孔子又是鲁文化土壤产出的礼学大师。孔子看人主要不是看他是否聪明好学，更讨厌活泼勇敢，而是格外注重他一举一动是否符合尊卑有序的礼数。这对青少年的成长有好处还是没好处？ 鲁迅曾写过一篇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其中写道:“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 人们都知道，“洋”孩子最没礼数，小小年纪就和家长老师讨论、争论问题，一点儿没大没小。但迄今为止大多数发明创造、新思想新观念还是“洋”人们做出来的。而越是讲礼数、讲“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孔学居统治地位时，中国人就越守旧停滞、缺乏创新创造力。“五四”时期反礼教究竟是反错了还是反得不彻底？ 3. 丰富了伦理行为准则 以前曾讨论过，孔子偏离扭曲了相当一些上古基本伦理传统，例如：只讲“子孝”而从不提“父慈”，只讲“事君以忠”而从不讲“忠于民”，将以“德”为中心改变为以“仁”为中心，将“以义制事”扭曲为“小人喻于利”，将“礼繁则乱”的主张转换为繁文缛礼，等等。但他也的确提出了一些以往典籍中（尚）未见到的带普适意义的有关伦理行为的准则，这应该说是对我们民族思想文化的贡献。 孔子这方面的言论有不少，如“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八佾》）“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过犹不及。”（《先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子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卫灵公》）“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阳货》）等等。 孔子之所以能被尊为圣人，多位有才能的学生之所以能够服他，这是需要有一定资本的。我们反对的是圣化崇拜、句句是真理，反对的是礼教这部分思想；但对其思想言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我们也没有理由不予肯定。 4. 宣扬了德政惠民思想 孔子虽然将西周时代“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民本思想改变为“君君，臣臣”的君本思想、加进了或强化了尊卑有序的礼数，但他也的确宣扬了上古传统中的德政惠民思想。 《论语》开篇不久的一段话可以说代表了他的政治准则：“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他讲“爱人”在不少情况下也很可能是真心的，比如这件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 他曾称赞子产说：“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他也主张“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 一次鲁哀公问孔子的弟子有若：今年歉收，我用度不够，怎么办？有若答道：为什么不只收一成税呢？哀公说：我收二成税还不够，收一成哪行呢？有若回答：百姓够了，君主怎么会不够？百姓不够，君主又怎么会够？（“哀公问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合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 有若与哀公的这段对话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常常成为后世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的理论根据。尽管这番话是孔子弟子讲的，但也可以算孔子一半功劳。（有人也曾指出，过分强调藏富于民、国家财政空虚，这对国家百姓不一定是好事，特别是在有急难时。这一看法也值得考虑。） 5. 继承了注重教化的传统 我们民族自有记载的尧舜禹时代起，就有重视教化的传统。如《舜典》中即有：“帝（舜）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大禹谟》中有“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夏书•胤征》中有“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意思是说：每年开春，有官员在大道上摇着木铃宣讲法令政令，并收集意见。《左传•襄公十四年》中有：“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可见《胤征》中所载是实。） 周公也非常注重教化，他曾对即将赴任担任卫国国君的康叔讲：百姓只有受到教化才会从善、安定。我们要时常用他们殷商先王、哲人的美德为准则，来安定、治理殷民。现今百姓不教化，就不知所归；不教化，就谈不上国家治理。（“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康诰》） 如本文开头所述及的，孔子时代以前，中国的教育制度和体系一直是非常发达的。 孔子也继承了上古以来重视教化的传统，主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不教而杀谓之虐”（《尧曰》）。 在少有的谈及军事的言论时，孔子也是更注重“教”：“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 这些属于“教化”范围的“教”自然应予肯定，但另一种“教”就值得商榷了：一次，孔子去卫国，冉有驾车。孔子说：这里人口挺多啊！冉有问：人口多该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让他们富起来。冉有又问：富起来后又怎样呢？孔子回答：“教之”。（“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需要讨论的是，孔子这里说的“教之”是教什么？如果是教文化知识、宣讲法令法规、教必要的礼仪规范，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但如果是后来所讲的“兴礼教”，即推广体现尊卑有序、繁琐复杂的“礼”的规矩和程式，那就应该否定了。 在《论语•先进》中，当孔子的几个弟子各言其志时，还是这位冉有讲：“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孔子对他的话也未持异议。可见在孔子师徒的心目中，“富之”后的“教之”主要还是指“礼乐”。 孔子还讲过：“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鲁比齐更讲“礼”，而鲁离完善的“礼”也还有差距；所以齐应向鲁转变、鲁应再向“礼”完善。那么远为更富强繁荣的齐变为衰弱封闭的鲁是否有价值、是否合情理，这不在孔子的考虑范围内，孔子关注的标准只是“礼”。 孔学这种“兴礼教”受到后世很多儒生的追捧，但推广体现尊卑有序、繁琐复杂的“礼”的规矩和程式对国家繁荣富强是否有利，这也不在这些儒生们的考虑范围内。对这种“兴礼教”应给与正面评价吗？ 汉武帝和隋炀帝都曾“大兴礼教”，以此作为他们是“有为君主”的象征之一，结果是衰亡或濒于衰亡；明初和清代是孔学礼教最居统治地位时期，结果都程度不等地步先秦鲁国守旧封闭停滞落后之后尘。但由于孔学礼教的尊君抑民特性为所有君主所拥护、提倡，因此已渗透到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现在只能遗憾地说：五四时代反礼教还不彻底，也未能将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真正优秀的成分立起来，因此直到现在还能感受到礼教传统的负面影响，近几年随着注重发扬民族传统的时机又有蠢蠢复活之势。如果不是有一些人士抵制，而是放任礼教思想的重现和蔓延，我们有可能会再次步入守旧封闭停滞落后。 至于对孔子本人我们倒也不能全盘否定，因为孔子思想和言论中的确有一些应该肯定、值得肯定的内容。而且其他诸子及作品，如《老子》、《墨子》等，也都有各自的弱点和缺陷；如果对他们搞圣化崇拜、句句是真理，也会造成很严重的负面作用。（《尚书》、《诗经》、《管子》等因为是多人文集性质，因此偏颇要相对少一些，当然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在古希腊诸位哲学家中，中世纪对亚里士多德有些圣化和句句是真理，近代对亚的批评也就相对多些。对孔学系统中的礼教这部分思想，我们需要彻底扬弃；但对孔子本人，似乎“去圣”就可以了。作为先秦重要诸子之一，孔子这一历史地位还是没什么问题的。（艾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