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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非常重视教育在改造人、造就人的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他认为，正是由于人的气质中有不清、不美的一面，从而“污坏了”性善的本质，这就需要教育（学）去变化它、改造它。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变化和改造人的气质。他说：“气质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污坏，故学者当用反之之功。反之如汤武。反之也之反，谓反之于身而学焉，以至变化其不清不美之气质。则天地之性浑然全备，具存于气质之中。故曰：‘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气质之用小，学问之功夫，能学气质可变，而不可污坏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复如前污坏于气质者矣。”一个人气质的变化，靠的是为学，即教育的功夫。教育的任务便是“使人顺其伦理，克其气质，因其同，革其异。”“教者学者如之何？其必遵朱子之明训，拳拳佩服，弗至弗措，必洞彻于心，心允蹈于身，行必可以化民美俗，才必可以经邦济时，而非但呻哔摛辞之谓。” 在教育过程中，吴澄主张德育与智育并重，相得益彰。他把“尊德性”当作德育的范畴，把“道问学”当作智育的范畴，认为二者不可偏废，而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曾说过：“夫所贵乎圣人之学，以能全天之所以与我者尔！天之与我，德性是也，是为仁、义、礼、智之根株，是为形质、血气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学果何学哉？”又说：“尝为学者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 吴澄提倡“以德性为本”，即德育、智育并重，但整个教育却应以德育为根本，强调教书育人，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完善人格，这一观点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同孟子一样，吴澄也十分注重教育与环境的密切关系。他在《瑞州路正德书院记》中说过：“蒙山僻在万山之隈，近于宝货，则其民贫；远于都邑，则其俗陋。”但环境毕竟只是客观的外在条件，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后天的教育。所以吴澄又强调指出：“身不游于庠、序，则耳目不濡染乎礼义，殆如孟子所谓饱暖逸居而无教矣。故夫居之以群居之地，教之以善教之人，俾学者于是而学当学之事。”吴澄强调教育与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但又不是环境决定论者，一个人的成才关键在于“学当学之事”，这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 关于教学的内容，因为吴澄是朱熹的四传弟子，又受到赵复的影响，所以他仍主张学习儒家传统经典《四书》、《五经》和朱熹等人对这些书的注疏，即程朱理学。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吴澄在担任国子司业时，曾参考程颐的《学校奏疏》、胡瑗的《六学教法》、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把国子学分成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大门类。经学包括研读《易》、《书》、《诗》、《仪礼》、《周礼》等书；行实包括遵守孝、悌、忠、信、睦、姻、任、恤等封建伦理；文艺主要是学习古文和诗词歌赋；治事则包括学习选举、食货、水利、星历、教学、礼仪、乐律、刑法等方面。但主要的还是学习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吴澄一生著作颇丰，也多为精研儒家经典所得，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理学的道统。吴澄平生提倡学有用之学，反对一味地死读儒家经典，“往往滞于此而溺于心。……而其为学亦未离乎言语文字之末。甚至专守一艺而不复旁通他书，掇拾腐说而不能自遣一词反俾。”他的这种主张与有些理学家崇尚清谈是不同的，大大扩充了教学的内容，使学生得以开扩视野，增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