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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子亦当有教”是朱熹对女子教育的基本观点 有门人问：“女子亦当有教。自《孝经》之外，如《论语》，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朱熹回答：“亦可。如曹大家《女诫》、温公《家范》，亦好。”⑺ 朱熹对女子接受教育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 基于“男女有别”的纲常观，朱熹对于向女子的施教内容与男子有同也有异。这在他编撰的《小学》教本中有所体现。 《小学》既是儒典，又是蒙书，是教人以儒家伦常的蒙学读本，旨在教人以洒扫应付、进退之节。既教男子，亦教女子。《小学》全书分内、外两篇，内篇有立教、明伦、敬身、稽古等内容，以明伦为重，对女性礼仪涵养等方面提出较为具体的要求；外篇有嘉言和善行，集引古训实例中又进一步作广义的明伦、敬身方面的解读，其中有不少篇幅是针对女子教育的。 在“立教”篇中，开篇就有援引《列女传》关于妇女胎教的内容：“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音，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对孕妇进行如此细致的行为教育，不仅有利于培养孕妇的心性修养，也有利于未来孩子的性情陶冶，与如今现代科学推行的胎教似有吻合。又如：引《内则》“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紝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为妻，奔则为妾。”将女子出嫁前各个年龄阶段应知应学的内容告知未成年女孩，对其进行人生的基础教育。在“明伦”篇，教女子“妇事舅姑，如事父母”，“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等等，告诫出嫁的女子到了婆家以后如何为人处事，以期维持家庭的和睦。 在“明伦”篇中，朱熹对女子的礼教，更具典型的儒家教理色彩。他引《礼记》讲婚礼，曰：“夫婚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后别也。”“信，事人也。信，妇德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这是从信义的角度讲妇德，引出“从一而终”的观念。（不过朱熹在别处也有“盖古者天子诸侯不再娶”⑻之说，另论。）接着又说：“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教导女子恪守妇道，以正人伦为宗旨，亦是以维护纲常秩序为目的。 又引《内则》：“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内外。”“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夜行以烛，无烛则止。”这些看似严格具体、对人束缚的家规，对未成年的男子和女子来说，培育基本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涵养应当有所裨益。朱熹针对女性的特点又说：“孔子曰：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此处指出妇女的依附性，再对“三从之道”作进一步讲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无独立经济能力的女子客观上只能依附于男子生活，于是出嫁前依附于父母；出嫁后依附于丈夫，并主持家务，相夫教子；丈夫死后，守寡之妇女最稳当的选择自然是依靠儿子一起生活了。作为朱熹的个人经历，亦是如此，守寡多年的祝太夫人晚年就是随从朱熹一起生活的，是为印证。 在“明伦”篇中，对女子婚配择婿及妇女自身德行等方面提出了更多更广的儆诫，比较典型的有对女子择婿的“五不取”，还有对妇女的“七去”和“三不去”。其中的女有“五不取”是：“逆家子不取，乱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恶疾不取，丧父长子不取。”此处，除“丧父长子不取”不尽合理外，其他几条对养育男孩的人家提出了应当重视家教和家风的预期要求。对已婚妇女的“七去”是：“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妬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其中不顺父母、淫、妬、多言、窃盗等均为不良德行，与儒家提倡的妇德、妇道相背离，成为休妻的标准，给已婚女子以警示，作为一种“软约束”的规范。当然，其中以“无子”“有恶疾”者也作为去的理由是不合理的，不人道的。在“七去”的范围中，又有三种特殊情形可以宽容，即“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小学》之教，使女子与男子一样从小在思想上接受儒家仁义礼智之道，日常中修习女事、积累女功之技能，自幼培育妇德、妇道之涵养，为修身、齐家打基础，将来长大成人，不仅受用自身，还可以抚育传授后人。因此，看似只受之于童蒙的教本，其实对于补益社会教化、正兴风俗，蕴含着久远的意义。 《小学》读本的编撰也有疏漏之处。有学生问：“《曲礼》‘外言不入於阃，内言不出於阃’一段甚切，何如不编入《小学》？”朱熹回答：“此样处，漏落也多。”又说：“《小学》多说那恭敬处，少说那防禁处。”（9）看来他对自己所编的《小学》不太满意。朱熹曾刊印过《女诫》，但他对《女诫》也不满意。他在与门人刘子澄的信中说：“向读《女诫》，见其言有未备及鄙浅处，伯恭亦尝病之。间尝欲别集古语，如小学之状，为数篇，其目曰‘正静’，曰‘卑弱’，曰‘孝爱’，曰‘和睦’，曰‘勤谨’，曰‘俭质’，曰‘宽惠’，曰‘讲学’。”（10）从这八个方面，我们可以勾勒出朱熹理想的女教观。八方面中，“正静”为首选，朱熹在与门人的对话中多有关于“守静”的论述，譬如：“人生而静，天之性”，（11）“静，便养得根本深固，自可致远。”（12）“仁义中正，而主静。”（13）等等，朱熹在信中还提出教本内容可在经史子集中采择，“以经为先，不必太多，精择而审取之尤佳也。”可惜朱熹因身体的原因编集这个女子教本的理想未能实现。我们只能通过他对篇目构想留下的空间，透视朱熹理想的女性观，解读他对女性素质教育的价值取向。 （三）朱熹制礼法、修教化，推行他的女教观 朱熹曾在制礼法修教化以正风俗方面进行过实践，推行他的理学思想。有学生问“人者，天地之心”的意思。朱熹回答说：“教化皆是人做，此谓‘人者天地之心也’。”（14） 他二十六岁（1155年）初任同安县主簿时，了解到当地无婚姻之礼，市井贫民因为无财力下聘，便有“诱奔”的习俗，名曰“引伴为妻”。此风气蔓延至富家子弟，也尾随为之，并更加肆无忌惮。朱熹认为这种风气不仅有违礼典，渎乱国章，还会导致妬娼相形，酿成祸患，或则以此引起杀身之祸。他对这种昏昧的风气习俗造成的恶果深感悲悯，特为此撰文向使州申请严肃婚礼。在《申严婚礼状》（15）的开篇他这样写道：“窃惟礼律之文，婚姻为重，所以别男女，经夫妇，正风俗，而防祸乱之原也。”文末他申请道：“欲乞检坐见行条法，晓谕禁止。仍乞备申使州，检会《政和五礼》《士庶婚娶仪式》行下，以凭遵守，约束施行。”朱熹从理学角度对社会风气习俗的关注由此可见一斑。 朱熹六十一岁到漳州任职时，首先颁布礼教，从中推行理学思想。他见当地民众不知礼仪，有的人家父母去世而不知服丧礼，嫁娶而不知举婚礼，于是便对下讲述古今礼律，採用古丧礼、婚嫁之仪示之，并命父老解说，以训子弟。朱熹又闻当地风俗崇尚释教，男女以传经会为名聚于僧庐，女不嫁者便私自建立庵舍居住下来，男女混淆，伤风败俗，于是即出榜禁止。但依旧有人不遵约束，因此引起诉讼词状。朱熹针对这种败乱风俗的情状，又颁出《劝女道还俗榜》（16），劝诫女道还俗。文中写道：“盖闻人之大伦，夫妇居一，三纲之首，理不可废。是先王之世，男各有分，女各有归，有媒有聘，以相配偶，是以男正乎外，女正乎内，身修家齐，风俗严整，嗣续分明，人心和平，百物顺治。……”朱熹在榜文中不仅分析了不嫁之女的种种原由，还指出还俗的几种出路，真可谓用心良苦。榜文结尾处更是语重心长：“凡我长幼，悉听此言，反复深思，无贻后悔。故榜。” 由此可见，朱熹在外任期间曾努力将他的理学思想落实到社会民间，其中包含了对民间女子的教化，也包含了禁娼的道德主张。但是朱熹的努力是很艰难的，由于经济文化的特点，宋代私妓现象依旧比较普遍，文人墨客对这一现象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业性卖淫活动极大地影响了民风民俗的匡正。在娼楼普遍的开封地区竟形成了“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的习俗。两宋时期的官学并非完全是理学占统治地位，“就性观念而言，是禁欲、纵欲、节欲三种主张同时并存。”（17）近代人误认为是宋代理学家的“禁欲”主张造成了对人性的摧残，其实这一时期主张禁欲的不是理学家而是方术士，方术士为求长生不老而主张并宣扬禁欲。理学家主张的是“节欲”。朱熹主张“去人欲，存天理”（18），并以“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者，人欲也。”（19）来说明“理”与“欲”之间的难以把握的尺度。朱熹认为人心可善可不善，流于不善，即是人欲。（20）时至今日，节欲理论对于社会环境的安宁和自然环境的保护，都是有益无害的。因此朱熹理学教化的理念，对当今时代的深生态环境保护，不能说不是可以借鉴的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