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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累迁侍讲、侍读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工、刑、吏部侍郎等。咸丰三年（1853），因丁母忧居家，时太平军出广西，下两湖，奉命帮办团练镇压太平军。后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先屡败，后攻陷岳州、武昌、汉口等地。1860年升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皖南军务。次年7月，攻陷安庆。以功加太子少保衔，节制苏皖浙赣四省军务。后力主“借洋兵助剿”，并遣李鸿章率淮军赴上海，左宗棠率湘军之一部入浙江，胞弟曾国荃率湘军主力沿江下遇， 自己则居上游调度指挥。同治三年(1864)六月攻陷天京(今南京)。因功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毅勇侯。次年以钦差大臣督湘淮军围剿新捻军，两度作战失利后乃回两江总督原任。是时与李鸿章、左宗棠等致力兴办洋务事业，创办江南制造局，为洋务派的首领。在倡导洋务运动中，他注重教育事业，遣派第一批留美学生出国、兴办同文馆，组织翻译西书等。同治七年(1868)春，授武英殿大学士。同年夏，调任直隶总督，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次第兴革。曾于一年中办理积案3万余件。同治九年(1870)奉命查办天津教案，因屈从洋人，妄杀无辜民众20人，并遣戍府县官吏25人以结案，一时舆论哗然，受到社会谴责，声名重挫。同年9月，回两江总督原任。年底授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同治十一年(1872)卒于南京，谥号文正。 曾国藩出于缙绅地主家庭，自幼熟读经史子集，好吕黎韩氏之文。入仕后拜军机大臣穆彰阿为师，又从倭仁、唐鉴讲习程朱理学，自称“一宗宋儒”，是清末倡导宋明理学的道学家和军事家。在学术方面，他以宋儒为宗，兼习明儒王守仁的学说思想，然有感于清末时事激荡，内忧外患，故提倡经世致用，考究时务，注重民生，整饬吏洽，选拔人才，兴办洋务和提倡西学教育，以捍卫封建纲常名教和封建思想统治，成为清末理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学术观点上，主张理在气先，由理主宰万物，始独尊理学排斥汉学，后转而主张兼容汉学。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统治阶级一直把他作为崇拜的精神偶像，并把他的著作奉为“经典”。 曾国藩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统治者，极力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和封建社会伦理秩序，在治政、治军、治家方面亦均有其独到见解。在他一生中，著述颇丰，著作有《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未刊信稿》等。其中《曾文正公全集》，由李瀚章编辑，167卷。光绪二年(1876)由湖南传忠书局刻印。其后几经刻印。卷数不一。该书包括了奏稿、文集、诗集、书札、批牍、、杂著、求阙斋日记、读书录、孟子要略、年谱、经史百家杂抄、十八家诗抄、经史百家简编、鸣原堂论文、家史等。《曾国藩未刊信稿》于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曾文正公家训》，曾国藩撰，共二卷近10万字。清光绪五年(1879)传忠书局刻印。然后在光绪十二年(1886)、民国十五年(1926)、二十二年(1933)、二十五年(1936)、三十年(1942)由著易堂、扫叶山房、南京大中书局、上海世界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先后再版。1986年岳麓书社出版社据钟叔河对《家训》的选编整理，出版了《曾国藩教子书》。该书出版后仍然受到社会的欢迎，首次印行6万册，次年又再版12万余册。《曾国藩教子书》所选辑的主要内容基于《家训》，取材于曾国藩于自咸丰二年 (1852)至同治十年(1871)间写给两儿子的书信140封，其中38封是《家训》未曾收录的。《曾国藩教子书》，在一定意义说是对《曾文正公家训》的进一步整理与加工，它之所以仍然有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说明它确有可取之处。我们从教育学的角度肯定《家训》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将它列入教育名著，也正是因为它有可评介的意义。 《曾文正公家训》，可以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部最有影响的家庭教育著作。它运用中国古代封建士大夫以家书教育子女的方式，对于女“爱之以其道”，教之以其方子”，涤除达官贵人之家的骄奢陋习，在教育子女方面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使其子弟适应社会变迁，而且个个成才，故其家未曾“一世而亡”；其书亦未因曾国藩本人而“废言”，且影响尚存。 总观《曾文正公家训》，其主要内容及其教育经验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把读书做人作为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并作为关心子女前程的重要措施 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可谓是“高官”了。然而他认为：“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从“长久之计”考虑，以勤俭耕读方面教育子女，乃是兴家安身的根基。他在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致儿纪泽的书信中指出：“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家中新居富託，一切须存此意，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告诫儿子，“天下多难”，故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因“此等均未必可靠。”他以为世事多变，大富大贵靠不住，故教儿辈一意读书，不可从军。在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致儿纪泽、纪鸿的信中指出：“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曾国藩在给儿子及夫人的书信中，多次强调不愿子孙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种心愿来自他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冷静观察和忧虑，故他反复告诫儿辈，身处乱世，不要对清王朝抱太大的希望，官场腐败，尔虞我诈，相互倾轧，非但难以立功，而且个人身家性命亦难保。如果立志向学，“以读书立身为事”，则可待时而见用于世。曾国藩的心愿和教育观，在当时士大夫阶层已普遍存在，这是仕官之家对子孙“爱之以其道”的共识。 （二）以切身经验传授读书方法 曾国藩在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给儿子的信中指出：“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他在信中，反复强调读书的重要性，说：“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惜年老眼蒙，无甚长进。尔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又说自己志在读书著述，不克成就，每自愧悔，“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以为立志是读书进学的基础，故时时在信中强调立志、坚志。 在具体读书方法指导上，《曾文正公家训》中有如下几点值得介绍。 1．指定读书范围。曾国藩既是清末宋明理学的顽固派代表，又是早期洋务派首领，在其经世致用的观点支配下，他对教育内容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十一种书是必读的，这就是除《五经》《四书》之外的《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通典》、《说文》、《孙武子》、《方舆纪要》和姚姬传所辑的《古文辞类纂》及曾国藩亲自摘抄的《十八家诗抄》等。他告诫儿子纪泽：“吾儿既读《五经》《四书》，即当将此十一书寻究一番，纵不能讲习贯通，亦当思涉猎其大略，则见解日开矣。”除读上述必读书外，他还要求儿子读天文书籍，读《几何原本》，要精通文字训诂音韵之学，知晓目录分类之法。在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致纪泽儿的信中，他以自己的读书教训告诫儿子道，他生平学问上有三耻，要求儿子要引以为戒。说：“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曾国藩的儿子纪鸿在研究古算学方面确取得了相当成就，应当说与这种强调自然科学的学习有关。 2．规定为学次序。如教儿子读《汉书》必先通训诂习古文。他说：“看《汉书》有两种难处：必先通于小学、训诂之书、而后能识其假借奇字；必先习丁古文辞章之学，而后能读其奇篇奥句。尔于小学、古文两者皆未曾入门，则《汉书》中不能识之字、不能解之句多矣。欲通小学，须略看段氏《说文》、《经籍纂诂》二书。王怀祖先生有《读书杂志》中于《汉书》之训诂极为精博，为魏晋以来释《汉书》者所不能及。欲明古文，须略看《文选》及姚姬传之《古文辞类纂》二书。”这是指学习《汉书》的为学次序的，至于读其它书，曾国藩亦一一予以指教。他要求儿子读书时要以读通一书为目的，广博地阅读其他有关辅助该书理解的书籍，“约”建基于“博”上。但是广博学习，并不是说是书必读，而是要有慎审选择。如何选择呢？曾国藩在书信中常将自己的体会交流给儿子，教其参照古代韩愈和当朝的王怀祖等读书经验，从前人或时人所服膺的书籍中选择有价值的书及该书的最好版本来读。他告诉儿子，看书不可不知所择，买书则不可不多；最好之书，当熟读深思，札记心得。在另一方面，他要求儿子要知道学术史的一般概况，以便把握时代精华。他说：“学问之途。自汉至唐，风气略同；自宋至明，风气略同。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其尤著者，不过顾(炎武)、阎(百诗)、戴(东原)、江(慎修)、钱(辛楣)、秦(味经)、段(懋堂)、王(怀祖)数人，而风会所扇，群彦云兴。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凡有所见所闻，随时禀知，余随时谕答，较之当面问答，更易长进也”。诸如种种，在《曾文正公家训》一书中屡见不鲜，这种经常性的学问指导，对于儿子尽快地掌握学习要领，扎实地打好学问功底，无疑是大有帮助的。 3．关于作文指导。作文是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中的重要内容，曾国藩本身亦在作文方面颇有才名。所以他在指导儿子作文方面很下功夫，也很有一些见地。他告诫儿子作文须先从词章上用功。鉴于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的，他要求儿子在作文基本功训练方面，要效法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司马迁、韩愈五家，精于小学训诂。“尔在小学既粗有所见，正好从词章上用功。《说文》看毕之后，可将《文选》细读一过。一面细读，一面抄记，一面作文，以仿效之。凡奇僻文字，雅故之训，不手抄则不能记，不摹仿则不惯用”。以为宋代以后，能文章者不通小学，清朝渚儒，通小学者又不能文章。他教导儿子：“尔之天分，长于看书，短于作文，此道太短，则于古书之用意行气，必不能看得谛当。目下宜从短处下工夫，专肆力于《文选》，手抄及摹仿二者皆不可少”。他儿子按照这一指教练习作文，之后将其文章交予他指导。他说：“尔所作拟庄三首，能识名理，兼通训诂。慰甚慰甚。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子》诙诡，则余愿偿矣。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为行气不易之法。尔宜先于韩公倔强处揣摩一番。”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儿子的作文指导是具体而细致的。不但如此。他在教学书信中还对古代诸家的文章特点以及作文技巧等作了多方面的指教，如论文章雄奇之道时指出：“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尔所作《雪赋》，词意颇古雅，惟气势不畅，对仗不工”。他教导儿子在作文方面要在行气、对仗方面下功。在作文时，“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空；常用则细，不用则粗。”故他要求儿子平时要勤动笔练习作文，看、读、写、作逐日无间，尚可有成。只有不间断地持之有恒的练习，文章就会大有长进。曾国藩告诫儿子，“有常是第一美德”，作文也是如此，须“朝朝摹写”，“久不间断”，“苦思力索”，“进之以猛，持之以恒。”还指出，作文的峥嵘雄快之气，除了读书培养外，它与个人道德修养有关。因此他教导儿子：“总要养得胸次博大活泼，此后更当有长进也。”曾国藩认为，文章“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古之绝好文章，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所长，气势、识度、情韵、趣味的工夫修养寓于“立身行己读书作文”活动之中。至于纯熟文字，极力揣摩，只是外在功夫，作文功夫在气势上。他教导儿子当“在气势上用功，无徒在揣摩上用功。”读古人文，如读陶渊明诗文，不要停留在文字表意上，“若能窥其胸襟之广大，寄托之遥深，则知此公于圣贤豪杰皆已升堂入室。”他批评儿子拘于场屋八股文格式，写出的文章缺乏蓬勃之气，教导儿子作文不要拘于格式，更不要受制于科举范式，应当放开精神，以目今之时务为论题，将气势展开，不要“束缚拘滞。”他说：“惟气势之属太阳者，最难能而可贵。古来文人虽偏于彼三者，而无不在气势上痛下工夫，两儿均宜勉之。” （三）指导道德修养 指导子女进行道德修养，学会做人，是《曾文正公家训》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1．世家子弟当力戒奢傲。曾国藩有鉴于京师世家子弟之坏均源于骄奢的教训，把戒奢戒傲作为家教的重要内容。他在信中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以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即日习于傲矣。”奢傲成习，则必然导致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为了防止奢傲，他教导子女及家人，家中断不可积钱买田，世家子弟钱不可多有，衣食当于寒相同，应当克勤克俭，勿厌家常琐事，人人要靠自己挣扎发愤。他说：“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傲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为了防奢戒傲，他要求儿子要在治家诸事上修养德性，如早起不贪睡，起床后打扫洁净，诚修祭祀，要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总之，以“劳”、“谦”来克服“奢”、“傲”。 2．处境太顺难有长进。曾国藩说：“处境太顺，无困横激发之时，本难期其长进”。因此，他要求家中要力戒骄奢，“居家之道，惟祟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虽然家道殷实，亦常要刻刻谨慎，“存一临深履薄之想”。为了防止子女身处顺境，“妄生意气”，要求他们“惟力行孝友，多吃辛苦，少享清福。”当纪泽有儿子，甚是骄贵。曾国藩写信告诫纪泽：“吾观乡里贫家儿女愈看得贱愈易长大，富户儿女愈看得娇愈难成器。尔夫妇视儿女过于娇贵，……爱之而反以害之。”家中要克勤克俭，每月费用要限定成数，只准剩余，不准亏欠。“自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返俭难于登天”。女儿出嫁宜到平民之家，嫁妆不可多，以免“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总之，《曾文正公家训》一书中对子女的道德教育是以劳、谦二字来防止奢、傲之习气的，注重家风的培养和家庭环境对于女德性的陶养，居安思危，虽富犹贫，则是其家庭教育的基本原则。 《曾文正公家训》一书，在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影响，尤其对上层仕宦之家的家庭教育产生过重大影响，应当说它的教育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部书毕竟是出于封建大官僚之手，其教育目的是为了维系其封建家庭的命运，是为其子女的个人前程与命运而“深谋远虑”的。它以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教导子女闭门读书，不涉世事，从根本上说乃是一种虚伪的爱国主义，不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看，这是一种消极的个人利己主义。任何道德教育，如果只重内心修养，性情陶冶，而忽视社会实践，最终是要落空的。曾国藩深知清王朝世运不济，所传授的多是“避乱世”之方，他反对子女搞特殊化，固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社会制度从根本上保证统治阶层特殊化权利的情况下，所谓“不搞特殊化”不过是稍有收敛而已，这些空洞的说教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因此，我们对此书的现实意义不可估计过高，对于其中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也要采取分析与批判的态度，因为这些所谓有意义的东西也不是孤立的，如作文、读书指导方面，在其书信中总是与教导其子女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的，而所谓“做人”。乃是做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忠臣孝子。在今天，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书中的某些经验，但如果以为只要效法它的原则即可防止“衙内”，或“大少爷”绝迹，恐怕太不现实了。（柯 史）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