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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对于无的重视更是一目了然。所谓“有生于无”、“无能生有”等，本是道家思想的基本主题。道家不仅强调无胜于有，甚至将有划归为无，如老子强调“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无为是体，有为是用；只有无为，才能达到有为。在人生哲学上，道家讲究“虚一而静”，主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同上），认为道德实践的目标与方法就是要归于无。而脱离了无的有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此老子提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老子·十二章》）等，要求人们“返璞归真”，回复到婴儿的无知、无欲状态。庄子虽然讲“游世”与“游于方内”，但这只是手段，目的仍在方外。故庄子与老子一样，提倡无欲、无用。 中国的大乘佛学虽然调和空与有的对立，但其思想实质仍是用空来消化有。因之，在最高观念层次上，佛教是主张空的。中国佛教各宗，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中，代表无的涅槃世界都是其最高的境界，因此，佛教在现世的各种修行办法，都是为了成佛与进入涅槃境界。在中国佛教中，禅宗调和有与无的对立最为彻底，而恰恰也是禅宗，就以无来消化与克服有而言，也是最高明与最彻底的。这是因为：尽管中国的各个佛教宗派都试图调和有与无的对立，但在理论上大多还主张涅槃是最高境界。只有禅宗提出“菩提即是众生”、“地狱即是天国”、“平常心是道”、“担水劈柴即是道”等，可以说是完全将有融化于无之中，是以无来对有的彻底改造。 （二）人间性 除了以无来消化与改造有之外，中国哲学的中观思维还表现出强烈的人间性。所谓人间性，就是对于有的世界的重视。中国哲学的中观思维之所以既强调无，又要将这种无落实于有，就是由这种人间性的品格所决定的。由于提倡人间性，因此中国哲学的思维虽然强调无的世界，但其无的世界却难以精确地定义，其含义也具有模糊性。这与西方哲学将现象界与本体界严格划界，以及基督教主张此岸与彼岸的对立是截然不同的。惟其如此，中国哲学，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释家，其心目中的最高境界并不一样，如儒家是圣人、道家是真人、佛教是成佛，但都强调在现世中的修行。这种修行不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而恰恰是要食人间烟火，甚至能否成仁、成真人与成佛，是否能在人间修行成为其检验的根本标准。这也就是儒家为什么强调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是一回事。老子哲学尽管提倡无、反对物欲，却仍然主张“和其光，同其尘”（《老子·五十六章》）；庄子也提倡“游世”。而中国佛教，无论是大乘其他各宗，还是禅宗，都主张修“世间法”。 （三）践履性 与人间性相联系，中国哲学的中观思维还具有强烈的践履性。所谓践履性，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由于强调践履性，因此中国哲学，无论是儒、道还是佛，都提倡修行，并且都各有一套细密的工夫论或修养论。也由于强调践履，因此中国哲学并不太过重视哲学思想体系的建造。换言之，对于中国哲学来说，所谓哲学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思辨的游戏，而是道德的实践与修行。反过来，仅仅从概念出发，对于哲学问题的思考是不得要领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哲学不重视形式逻辑，不重视逻辑推理，而强调身体力行的体会与证悟的原因。对于中观思维中的有无之辨的理解与把握也是如此。 （四）机用性 中国哲学的中观思维还具有极强的机用性。所谓机用性，是指中观思维不是教条，而是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的最大特点是当下指点，讲究的是因地因时制宜。以儒家为例，像孔子所谓的仁、孟子所说的义、宋明理学提倡的天理，其除了要讲求实践、在实践中证悟之外，这种证悟还具有随机的性质。因此，中国哲学的哲学范畴很少能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更多的是当下指点。以孔子的仁为例，《论语》中关于仁的说法有多种，但其中并没有哪一个可以作为定义，它们都是孔子在不同场合下，根据不同的对象问仁，而有针对性的对于仁的提示。对于中观思维的方法论的把握也是如此，儒家从孟子开始就重视经与权的讨论，道家讲究“两行”或“可与不可”，佛教讲究“方便法门”，等等。这些都表明，中国哲学的中观思维本质上不仅是实践性的，而且是当下性的。 应该说，中观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不只属于中国，而是人类思维的“共法”，在不同民族与文化传统中，都有中观思维的表现。但唯有在像中国这样的东方民族中，中观思维发展为较为成熟的形态，并且构成哲学思考的根本方式。只有从中观思维出发，中国哲学的其他基本特征，如“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之道，才能得以更好地理解其内涵以及其所以然。此外，中观思维也是中国哲学与其他西方文化传统得以区别的根本特性之一。因此，破解中国哲学的中观思维的密码，了解其形成的机制，对于进一步深化中国哲学的研究，以及对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都有其必要。 【注释】 ①《说文解字》说：“中，内也，从口，上下通。”《汉字源流字典》（谷衍奎编，华夏出版社，2003年）说：“中，本义为氏族社会的徽帜。古代有大事，先在旷地立中，群众望见则从四方会聚于中。”将此两说结合起来，可知“中”之古义。 ②如方东美认为，《尚书·洪范》中“皇极”观念的提出反映了当时人的这样一种看法，即理想的神权政治，表面上是神权，事实上操持神权的是最高的道德原理；而到了汉代，“皇极”干脆被译为“大中”，代表“无偏无党，无偏无陂”的中道原理。参见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59～62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