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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古愚(1843—1903)，名光黃，字焕唐，因其自号古愚，故世称古愚先生。中国清末陕西咸阳人，著名的教育家。 刘古愚出生于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家庭，祖父是个穷秀才，父亲为县儒学生员，母亲在家务农。尽管刘古愚的家庭经济不算丰裕，但家庭的文化修养很好，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文化教育。15岁时，父母相继离世，他依赖两位兄长抚养。23岁时，参加“童试”，夺得秀才第一名，由此被录取在关中书院就学。关中书院是一所地方官办教学机构，由黄彭年主持院务。黄彭年是位热心于教育救国，主张学习西方和有志于社会政治改良的进步知识分子，对刘古愚在书院的教育与成长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书院中他与咸阳县庇礼村李寅结为至友。李寅是他的同窗，为人“博学任侠，有经世才”，他们之间相互砥砺，这对刘古愚的学问与为人发生了重大影响。28岁那年(1870)，他毕业于关中书院。29岁设馆子渭南县南原坳底村，从事家塾教学。次年馆于李寅家，教其刚满10岁的儿子李岳瑞(孟符)，在李寅家设馆的第二年秋参加乡试不第，至32岁时(1875)，应恩科乡试及第。次年春赴京会试落榜，试后偕李寅归，过保定谒师黄子寿(彭年)于莲池书院，促膝倾谈中西之事，刺激他愈加留心西洋政治、学术，从此绝意仕途，决心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光绪年间他身历甲午战争、庚子赔款、戊戌政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卖国《辛丑条约》签订等历史事件，由于清朝腐败所带来的丧权辱国、内忧外患的切肤之痛，极大地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促使他长期积极从事于爱国主义的教育实践，并日臻形成现代激进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与理论。 刘古愚馆于李寅家整整7年，由于李家藏书甚丰，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的经史著作，自称“知学自此始”。同治六年(1867)刘古愚还结识了长安举子柏子俊。刘古愚和李寅均以柏子俊为知已，订昆弟交，共以经世为己任，以气节互砥砺。自光绪四年(1878)李寅卒后，他先后移馆于三原县东街张云生家、三原县东关胡氏古月斋。于光绪十一年(1884)他与柏子俊采取募捐集资办法在泾阳创办了“求友斋”，开设经史、道学、政治、时务、天文、地理、算学、掌故等课程，并亲自讲授。在求友斋中他还开设刊书处，出版西方自然科学和时务新书。如《求友斋刻梅氏筹算》、《求友斋刻平三角举要》、《学计韵言》、《借根演勾股细草》、《火炮量算通法》、《蚕桑备要》、《泰西机器必行于中国说》等。求友斋是当时民办的以救国救民为宗旨的传播西学的学堂之一。它比康有为1891年创设的“万木草堂”要早7年。最早在44岁(1886)时，刘古愚主讲于泾干书院，后聘为味经书院主讲席，与师友黄彭年、柏子俊合同经营味经书院教育事业。他将求友斋的刊书处并入味经书院，并与柏子俊倡议于西安建立官办书局，大量发售从外省购来的各种宣传西方民主与科学的著作。刘古愚在味经书院惨淡经营了12年，在这12年中他大力传播西学，培养了一大批爱国志士和学术人才。他长期与康有为保持政治、学术的联系，支持康梁的变法思想与行动，有“南康北刘”之称。他在经营味经书院的同时，在咸阳的天阁村、马庄镇、魏家泉、西阳村、扶风的午井镇，礼泉的烟霞洞设立六所义学，并兼主崇实书院讲席，创办复邠学会。在味经书院他设置观象台，置经纬仪，购买纺织机器，在地方推广种桑养蚕，创设“复邠机馆”，试办蚕丝织绸，派遣学生去外地学习先进生产技术，购买新式农具。自此机器轧花大行于关中，渭北各县产棉区，新的生产技术也在关中推广。同时他还注重地方与国防的建设，开展社会教育并著《团练私议》。他在书院设时务斋，专门研讨国内外大事，使之成为陕西当时唯一的培养维新救国人才的政治学堂，培养了大批新派志士。1898年因其学生李岳瑞等人参加戊戌变法多被革职，并因朝廷查禁各地报馆，搜捕“康党”，这位素被人尊为北方思想领袖的刘古愚，自然遭到清廷统治势力的打击。但是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刘古愚不仅从不讳言是“康党”，而且他还说：“康党吾承认，愿应罪魁”。于是年12月初从味经书院辞归故里。在变法维新运动中，刘古愚是关中极有影响的“康党”思想领袖。尽管他没有像康梁那样直接参与变法活动，在政治舞台上未曾扮演叱咤风云的英雄角色，但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在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实践中，在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理论基础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超越时人的贡献。正如杨明轩所评价的那样：刘古愚先生“不特大有造于西北教育文化，且深深的广泛的给西北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57岁时(1899)，刘古愚始居烟霞草堂(即复邠学舍)，从事教学与著述。至60岁时，草堂学生聚至50余人，其中三原于伯循(右任)、榆林张炽章(季鸾)等人亦在学。次年初甘肃总督聘请他总教甘肃大学堂，他安置草堂诸事后立即启程，二月下旬至兰州，随之为创办大学堂草拟章程规则、教学计划等，四月下旬著《改设学堂私议》，在学堂总理教务。1903年8月13日，刘古愚因劳累过度，病逝于甘肃大学堂。 刘古愚一生不仅在教育实践上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而且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的教育著作和其它文字曾由其门人整理编成《烟霞草堂文集》、《刘古愚先生全书》等共计50余万字，刊行于世。 《刘古愚教育论文选》，收辑有刘占愚(1880—1902)的教育论著51篇，大都是他的晚年著作。(1988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吕效祖作了文字等方面的注释与加工。)该书所选的文章，从内容方面比较概括地反映了刘古愚的教育思想和救国图强的政治主张，粗线条地描述了刘古愚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它对于研究我国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所谓“托古改制”和“仿洋改制”的政治主张、围绕教育救国所展开的“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之争的思想史。对于探讨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酝酿与关中早期革命派所形成的思想、文化背景，都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全书的内容，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有关办学的方案和章程；2．有关传统教育与教育改革的主张；3．与友人论学书；4．复示门人问学书；5．读书法与教学法议论；6．有关新书新教材的序跋等。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中国传统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与出路、改革措施与条件等问题，讨论了传统教育的性质、作用、目的问题，批判了中国传统教育和传统文化的落后面和副作用，探讨了教育与社会变迁、文化嬗变、经济建设、国民素质、政治改良以及国富民强等问题，提出和总结了有关各科学与教学方法的经验性理论等等。这些论文，字里行间到处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和时代责任感与使命感，充满了救国图强、革故鼎新、求真务实的功利主义精神和流溢着关学的遗风余韵。刘古愚的教育思想理论既反映了我国现代教育先驱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教育改革的探索，同时也展现了他们在突破其“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的同时大胆对外开放的民族文化心怀，和吸收西学重建中国文化体系、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落后现象的实践精神。 刘古愚在《中国之现象》一文中提出：“我辈为学，即求医国之术者也。发而为言，是得其术而为制其方也。”因为中国虚骄自大之气在甲午、庚子以后化为乌有，一变而为“举国之人无一不畏洋人。”因此要使中国人“从屈辱受制之弱国国民”变又“雄驾五洲”之强国“黄种”，必须“当鼓中国人之气，使知耻而有为”。他认为此是当时教育之急务，也是教育的历史使命。 在甲午战争的惨败丧权辱国的条约签订后，中国更是成为任人宰割的殖民地了。面对国势的急剧沉沦，刘古愚以愤激之词告诫诸生道：“时变日棘，非人人卧薪尝胆，不足以御外侮日辑中夏。古谓‘四郊多垒，为卿大夫之辱，地广大荒而不治，亦士之辱’。今以中国之大，不能御一日本，割地赔费，无辱不有，非地广荒而不治之实乎？…… 欲救此患，必自士子自奋于学始，人才辈出，不臻富强者，无是理也。今与诸生约：各存自励之心，力除积习，勉为真才，日夜有沦胥异类之惧，以自惊惕于心目，则学问日新月异，皆成有用之才!”此即以教育来救国患、雪国耻、谋富强，他认为沦败如此，是因为中国八股教育“空谈”“弃事”，不与“世事”、“身心”“关涉”，“故士非士、吏非吏、官非官、兵非兵、工非工、刑非刑，一切用人行政，均以八股之技从事，代他人为言，而与己无与，成为虚浮之天下，而外敌乘虚而入矣。故今日之弊，非矫虚以实不可，矫之亦必自士子读书始”。他主张通过变革教育与学风，培养通今达变之人才，以担当富国强兵之重任，这就是创办实学教育的出发点。 这里的所谓实学，仍是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和清末实业教育的合称。刘古愚指山：外国谋富强，中国言仁义，“外国之富强有实事，中国之仁义托空谈，故中国不敌外洋，非仁义不敌富强，空谈不敌实事，其弊亦自士子读书始。束发受学，但知读书作八股之资，不惟与世事无涉，并与自家身心无涉。……举圣贤所遗之经史子集，不过为一大《兔园册子》，一旦身列仕途，问以家国天下之事，皆欲索之仓卒，而毫未预为之计，天下事安得不坏？”为了矫正空谈无实之学风和教育积弊，刘古愚在味经书院创办“时务斋”，大力提倡学习自然科学和时务，以历耻、习勤、求实、观时、通识、乐群为时务斋学规，要求教育要革新改造其目的与内容。他说：“士生今中，徒抱唐、宋以来之成迹，而不统观开辟以来之变以印证今日，必不足以持今日之变。故士子读书，以识今日之务为第一义。凡读经史，皆与今日时势相证，思其所以不合之故。”他创立复邠同业社，手订该社章程，创办实业性质的义学，提倡全民实业技术教育。他认为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之学大有补于矫正中国教育和学术之弊。在味经书院期间，他把算学列为必修课，视为实学的基础或“门经”，要求书院诸生“凡有志时务之学者，无论自占何门，均须习算。”据他的授业弟子李岳瑞所述：“算术为秦中绝学，无讲习者。时先生授瑞读，得架上《四元玉筌细草》嗜之顾无从索解，乃冥心探究，忘寝食至呕血，卒尽通其说，今陕士多精几何，明测算，皆先生启之也”。的确，陕西清末至民国初年间，精通数学测绘技术的学者，多出自刘氏门下。刘古愚认识到算学必须与时务日用、机械制造结合起来，否则亦如八股之学同为画饼。他说：“不能为精深之算，亦岂不能为浅近日用之算乎？”中国之患，非人人习算所能救，然我辈所能为者，仅在是。”“算学有稗军国日用”主张以算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培养工、农、商、兵各种技术人才和理财、治兵、从政的实用人才。他说：“官途日棘，不欲入仕途则已，欲入仕途，兵、刑、钱、谷之事、可不预讲为求哉？”刘古愚自味经书院以后，致力于自然科学的教学，在他的教育思想中体现了科学救国论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对教学充满了激情和献身精神。“先生病棘矣，犹日登讲筵，教授弟子。有以节劳请者，先生曰：国事至此，敢惜身乎？”提倡以实学和科学救国，既是刘古愚教育实践的特色，也是其教育思想的灵魂。 刘古愚不是教育万能论者，但确实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在《学记臆解序》一文中，他以愤激之情猛烈抨击了旧教育对中国所造成的灾难，并且提出了震聋发聩的全民教育思想。他说：“今日中国贫弱之祸谁为之？划兵、吏、农、工、商于学外者为之也。以学为士子专业，讲诵考论以鹜于利禄之途，而非修齐治平之事，日用作习之为。故兵不学而骄，吏不学而贫，农不学而惰，工不学而拙，商不学而愚而奸诈，举一国为富强之实者，而悉锢其心思，蔽其耳目，系其手足，怅怅惘惘，泯泯棼棼，以自支持于列强环伺之世。而惟余一士，焉将使考古证今，为数百兆愚盲疲苶之人指示倡导，求立于今世，以自全其生，无论士驰于利禄，溺于词章，其愚盲疲苶，与彼兵、吏、农、工、商五者无异也。即异矣，而以六分之一以代其六分之五之用，此亦百不及之势矣。告之而不解，令之而不从，为之而无效，且弊遂生焉，彼六分之一士，其奈此数百兆愚盲疲苶之民何哉？”刘古愚将国民人口分成工、农、兵、商、吏、士六类，他提出中国这六类人口之中只有士子为学，其他五类都排斥在教育之外，而且士子之学又摒弃“富国之实”，以空虚无用的“考古证今”之学为教，它既无以指示倡导“数百万愚盲疲苶之民”，又怎能藉此来求立于列强环伺之世，以保全民族“自生自立”？刘古愚提出“救国之贫弱”的捷径唯在“大力兴学”即大办全民教育。所谓“全民教育”，在刘古愚看来有两方面的基本任务：一是指全国之民都要接受教育，使“民众而质美”，即使广大民众普遍提高文化素质；二是指士、农、兵、工、商、吏各应从事于富强之实事的训练，“兵练于伍，吏谨于衙，农勤于野，工巧于肆，商智于市，各精其业，即各为富强之事。”他认为“化民成俗”应是全民教育的任务。以“仁民成俗”的全民教育，应当面向全社会的所有成员，教育对象不应有年龄、性别、职业之分。他在《改设学堂私议》一文中指出；“学者化民成俗之事，吏治之本源，教士成材，其一端也。知学之实为化民成俗，一眼注重于民，凡其设施无不关于民，则以民事教士。士之学从民事入，其成材必皆有用之实学，而虚文之弊可一旦廓清矣。”对清末教育改革只重仪型日本，而不知“学以立政之本”的书院改学堂作法，刘古愚认为这种学校教育专门化，只知“化民为俗”任务之一端，仍然未摆脱中国的“读书作官”传统。他指出，学校教育的兴办不应徒其形式的“舍中国之学效其人之学”，而要在通过普及学校教育的方式”，“变造士之法为化民”。使全民教育学校化。他说：“西人之设学也，以为人人应尽义务；中国之设学也，以为士子入仕捷径。西国无人不学，吾国则妇人去其半，此一半之中，吏、兵、工、商皆不学，仅余士人，是中国人民中去其十二分之十一，仅于一分从事于学也……然则，十二分之一之中，所得之俊杰，必不如一国之中人人皆学之俊杰奇士也。矧士人者，究富国之理者也，吏、兵、农、工、商者，为富国强之事者也，十二人共为一事，一人聪明强健，而此十一人蠢愚懦弱如婴孩，以敌各国有学问之多数人，能胜人者，吾不信也。”因此，他指出：“因贫弱而议及学校，当注意于多数之民，而不当注意少数之士”。“兴学以化民成俗为主，而非仅造士成材也。风俗于人材，犹江河之蛟龙也，江河水积而蛟龙生，风俗醇美而人材出焉；……故世界者，人材之江河，而学其水也。化民成俗，则胥纳士、吏、兵、农、工、商于学，厚积其水，以待蛟龙之生也”。 刘古愚主张学校教育应基于全民教育，要为国家政治服务，培养经世致用之材，若“言学不言政，学不及兵、吏、农、工商”，以无用之人治政，贫弱之弊必生。通过总结历史教训，他认为后世为政之失，不仅在于使士子教育脱离实政，而且“化民俗之本义不明，而造士育材之作用亦隘，士日困于记诵词章，民则困于愚盲疲苶，国势散涣阮隍，屡受制于外人，而无可如何。”在《论士》一文中，他亦反复强调全民教育的重要性，主张士的教育要基于全民教育，所不同于全民实事教育者在于藉学校“专门之学”的训练，培养出精于治事执政之仕。“仕”的起码标准是“学而优”，即是通过全民实事教育后又深造于学校专门教育的学有造诣的俊秀人材，而绝非后世以虚文八股邀取功名利禄之徒。刘古愚强调学校教育与全民教育相结合，普及国民教育与专门人材的教育相结合，普及文化教育与实事教育相结合，这些思想确实含有人民创造历史，民族文化素质影响国家前途命运的辩证的唯物历史观。它作为我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救国”论和“实业救国”论的先声。无疑把康有为等人的以“托古改制”为特征的教育思想推进了一大步，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为清末的教育改革乃至辛亥革命后的实业教育与平民教育思潮作了思想准备。在今天这一思想对于我国教育改革如何处理全民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士、农、工、商、兵、吏的职业训练与人才选拔制度等问题，也不无启迪作用。 刘古愚认为，全民教育不单在实业教育上要培养各行各业的治事者，而且他提出全民教育必须培养人民的自由、平等、监督和管理国家的现代意识与能力。在《愚黔首之原因》一文中他从追述西周时期的全民教育指出，统治者若推行“全民民权”意识教育，则“民气大横于天下之公议，能挟制内外大臣”，这样就可以实行“共和政体”，只有这样才会上下同心同德，否则“军事劳怨，贤人避匿，国民忧乱”。他提倡民主共和的政治教育，要求教育把人民培养成参与议政、监政、参政的政治主体，同时他猛烈抨击自秦始皇以来的愚民文教政策和专制主义政治。在《与梁卓如书》中亦指出：“中国名为诵法孔子，久已举其实而亡之。始于秦之愚黔首，终以历朝之恶朋党，驯成散涣锢蔽，不可救药之天下。吾辈无尽寸之柄，亦惟自群自学而已”。他在许多论文中十分强调“群学”的必要性，如在留日学生刘东轩所写的《善群说》中评点道：“中国今日，宜大开学会，且宜遍及农工商兵”。在《时务斋学规》中，他把“乐群”作为学规之一，亦指出：“官方坏，则事事失人心，今日人心之涣，未必不自吾辈存心酿而成之也”，“萃人心之涣，其权不能专责之士，然士亦有人心世道之责者也”。他要求士子的教育必须形成积极参与和管理国家大事的主体意识，在倡民权和平等的“治事”上，士子应当作为民众的表率，对那种“居处饮食不相让，学问事业不相谋”的怀“争利之心”和“贪荣慕势”、“嫉贤妒能”的士林败类，予以辛辣的讽刺和批判，表现了他对旧教育的彻底否定的战斗精神。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刘古愚受聘主讲崇实书院，他为该院诸生订立为学宗旨，对中西的“政”与“艺”的教育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他说：“政与艺，中西从古均备有。然而西人何以富，我何以贫？人何以强，我何以弱？人何以不讳言利，而贪黩者少？我何以言仁义，而污处者多？……中国之弊，实积于唐宋以来以文取士，故求实须黜浮词。……外译之事治，中国之事不治也。中国之事何以不治？取士之时以文不以事，则士之读书次第，求能文而不能治事。故朝廷之政，吏例持之；行省之政，幕宾、家丁持之，非甘让行政之权于人也。平素并未讲求，一入仕途，每遇一事均茫然无所措手，不得不假手于人，而弊丛生矣”。他批判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封建专制的保守主义文化观，大胆提出科学技艺必须与民主政治并举，不仅要承认中国的“技艺”不如西洋，而且必须承认中国的“政治”不如西洋，“故西人艺事之书可读，其政治之书尤不可不读”。明确提出，教育不仅要为富国强兵服务，更重要的是为治国革政服务，教育还要在为国家政治改革服务的同时，为改造中国文化和繁荣学术服务。他说：“欲救今日之弊，非洞悉西国之政治、工艺不可。西人风气日开，每岁新出之书多至万余种，诸日益求新；中国乃固守唐，宋以来之旧见，乌得不日见削于人也!”西洋文化富有创新的活力，知识总量不断增长，而中国的学术则守锢旧之见，且虚妄自大，这除了封建政治制度压抑学术思想生命力外，还在于教育的保守传统制约了“日益求新”的风气。学术创造力的萎顿，必然带来思想闭塞和政治颓败。有鉴如此，他大声疾呼教育要改革，要打破狭隘保守和因袭传统的单纯“文教”，大胆地开放，形成“政教”、“科教”与“文教”并举的新教育风气，要注重“广识”、“乐群”，教育以服务于政治改革和科技振兴。这些思想，确实难能可贵，一方面冲破了当时国粹派的狭隘民族主义文化观束缚，大胆主张以教育革新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跳出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文化调和论樊篱，从政治改革的角度检讨和比较了中西文化的优劣，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强调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性，而且从政治建设的立场出发大胆否定了“中体”强于“西体”的谬论，要求新教育要为“天下公议”和“共和政体”开风气。这些观点，可以说在当时是一种超前性的教育观。 《刘古愚教育论文选》一书中，还提出了独到的全民教育思想。刘古愚主张全民教育应当贯彻在各类教育系统中。其一，小学教育应当作为“大学”教育的基础，全民教育必须从儿童抓起，“小学未通，何能为大学议论？”小学教育必须做到德育、智育、体育并举，教学内容上中学和西学并举，取长舍短，综合训练。关于儿童教育，刘古愚在《小学为大学之基础》和《命汝典乐》文中指出，要把小学作为全民教育的基础，应当按照西方的新学制看待“稚子”教育，根据儿童的性情特点实施德、智、体全面训练；儿童教育必须与实业训练联系起来，从小培养他们的生产能力，不能再按照传统的教育只把儿童看作单纯接受伦理道德训练的无用之人。其二，在书院教育中，他订立严格的学规和课程计划。在他看来，书院教育是基于全民教育之上的“大学教育”，它要培养“救治天下”和“治国兴邦”的人材，因此学习必须以务实为本，以致用为鹄的。尽管他在课程计划中安排了大量的经史典籍，未能跳出清代经世致用的传统，但他认为经史的学习必须与“学问政事”结合起来，“贵考古以证今”，古为今用。当时清末书院改学堂运动兴起，他说：“自改变学堂，正欲学者移揣摩八股之心，以简练朝章、典故、练兵、理财之法，不知我之短，何以用人之长，故掌故书不可不究也”。又如他论研习“六艺”时指出，学习六艺要在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学术，但不可因此而沉溺于对古代文化的迷恋，应当看到它们已是过时的东西，跟不上世界新文化发展的潮流，如“射御今日不可以盛天下，近人易以图枪者，然不如易以汽机。西人声、光、电、化之器，开千古未有之奇，此天地别开一世界之具，吾国不能不急起而用之”。至于“读六经，当究心典礼，又参以西方办事之章程，此为今日要务”。他在《历史地理研究法》一文中指出：“今日为学须心目专注于实用。如看地舆，当以风俗为先，物产次之，形势又次之，考据都邑沿革其下焉者也”。在《读通鉴法三则》文中指出:“读一代之史，须留神一代风俗。风俗由政治积渐而成，其端最微。始于开创之时，其君心有所偏重，及成风俗，则一代盛衰悉伏于是，历代皆然。其余天文、地舆、礼乐、兵农、刑名、财赋，各人自须审其性之所近如何，即以何者为专门”。总之，刘古愚在其教育论著中始终贯彻全民实业教育和学校教育必须以实用于世为目的，它体现了清末新兴的资产阶级教育家对新教育目的、性质与作用的看法。 刘古愚作为清末时期的改良主义阵营中的旧学者，之所以在上述论著中提出许多富有创见的教育救国思想，正是因为他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样，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染和有特殊的个人经历的深刻体验。因此他能摆脱时代的局限性和根深蒂固的儒学教育传统，在教育理论上提出“广开民智”，大胆学习西方。“实业救国”和“全民教育”新见解，大胆鼓吹资产阶级的政治，并以“共和政体”作为维新变法的理想。刘古愚作为清末资产阶级教育改革思想家，在理论上积极探寻教育改革的新出路，应当说是有重大历史贡献的，在今天仍有研究和借鉴的学术价值。（毕 诚）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