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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初名绛，明亡后改名为炎武，江苏昆山花埔村人，因其乡有亭林湖，故学者称他为亭林先生。顾炎武的祖父以上三代都是进士，做过明朝大官。他年轻时参加过复社。清军占领南京后，他参加了江阴、嘉定、昆山三县人民的武装抗清斗争。明亡后，他仍与反清力量保持联系。自45岁始先后游历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通观地势，阴结豪杰， 以图复明。他的后半生，过着漂泊不定的流亡生活，曾化名蒋山佣。康熙十七年(1678)开博学鸿词科，企图笼络海内名流。一些朝臣推荐他应试，或约他参与修明史他坚决表示拒绝：“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终身不登权门，不涉利路，耿介自处，刚直不阿。自65岁时定居陕西华阴，70岁时卒于山西曲沃。 顾炎武在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中，一边为抗清复明而奔走呼号，一边积极从事学术研究，他对历史、哲学、教育、音韵学、考据训诂以及金石文字等做了深入研究，颇有建树。他的著作，主要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肇城志》、《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其中《日知录》是顾炎武一生精力所注的结晶，全书32卷，前7卷论经义，第8一12卷论政事，第13卷论风俗，第14、15卷论礼制，第16、17卷论科举，第18—2l卷论艺文，第22—24卷论名义，第25卷论古事真妄，第26卷论史法，第27卷论注书，第28卷论杂事，第29卷论兵和少数民族，第30卷论天象术数，第3l卷论地理，第32卷论杂考。在《日知录》一书中，顾炎武尖锐地抨击了科举教育的弊病。在《日知录》卷18《拟题》一文中指出：“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天下学子为了猎取功名，弃经史与实学，整年累月磨勘八股，“止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致使学术荒废，人才毁灭。他无情地揭露：“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并以为明朝灭亡与这种腐败的教育不无关系，因为它培养的士人和官吏，不学无术，祸国殃民。由此，他指出：“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以经世致用之学造就人才是改革教育的唯一正确出路。 顾炎武在《日知录》和《亭林文集》等著作中，从理论上总结和清算了宋明理学及其教育的利弊，并以极其委婉的手法转移了学术方向。他认为理学本质是经学，应当是“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的经世致用之学，而后世理学都是抛弃了五经的“语录”之学和空谈心性的“禅学’，“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为了矫正“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理学教育学风，他主张为学方向必须转移到“经世致用”的实学轨道，“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意在讲求“天下国家之事”，行己有耻意在强调民族气节。此外，顾炎武抛弃了理学家的“明体达用”，专心致志于通经之业，以小学音韵学为基础，摸索出一套扎实、细密的治学方法。即归纳的而非演绎的、历史的而非思辨的、证验的而非体认的方法，实事求是，尊重古经，把古书还之于古人，不加入自己任何主观臆测的朴学方法。顾炎武注重经史研究，提倡厚古薄今，扫除理学空疏之弊，开一代朴学风气之先，成为明末清初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的三大名儒之一。由他开拓的学术领域和学术风气，深远地影响了清代的学术方向和教育内容与方法，所以他在教育史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生员论》是顾炎武教育思想的代表作，由上、中、下三篇组成，原收入《顾亭林诗文集》卷一《亭林文集》。这是他早年的著作，在当时颇有影响。清代有多种《顾亭林诗文集》刻本，民国年间商务馆印有《四部丛刊》本。今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上)收录了全文。 《生员论》的上、中、下三篇，各篇的内容有别，但从整体上看又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和中心论题，它系统阐述了生员的性质、作用、现状、利害，以及如何解决生员问题和改革教育管理制度等问题的思想，深刻揭露和抨击了生员的危害性和封建教育制度的弊端。 在《生员论》上篇，开宗明义指出国家开设生员制度，“盖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养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猷共治者也”。生员制度，自汉代兴太学之日起，在中国封建社会，历朝沿袭，而明代尤盛。明代的官学从中央的国子监到地方府州县学都有诸生，此外明代的科举经年不衰，大批的读书人通过考试获得出身，成为生员之后，即可享受政治、经济、教育渚方面的特权。这种以读书为职业的预备官员，除有参加科举进入仕途的特权外，凡廪膳生员每人每月领米一石，鱼肉盐醯概由官府供给，还可按时领取衣冠。廪膳生在生员中地位较高，其次是增广生和附学生，他们并无领米的待遇，但免役与糜膳生员是一样的，一家之内，除本身外还优免二丁差役。由此生员成为明代仅次于在职官吏的特权阶层。顾炎武指出，明代的生员在事实上“非国家之益”，而是国家之害。“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而所以教之者，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国家豢养着如此庞大的生员队伍，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他指出，这些享有特权的生员，除了研习八股时文的一点雕虫小技之外，不学无术，他们闲着无事可干，就集众滋事，干预和破坏地方政治，“行关节”，“触法抵罪而不止”，比比皆是，搞得国家和地方一片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顾炎武认为，生员成灾的原因在于朝廷的办学和取士政策违背了设生员的本意，“与设科之初意悖”。一方面由于给予生员如此优厚的特权，致使天下之人为获得生员身份而“日夜奔走之如鹜”，因为“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另一方面由于政治腐败，徇悄罔法，致使“今之生员，以关节得者十且七八矣。而又有武生、奉杞生之属，无不以钱鬻之”。朝廷鬻官卖爵，此风延及学校，致使生员制度日趋败坏。他说：“夫人主与此不通古今之五十万人共此天下，其芘身家而免笞捶者且三十五万焉，而欲求公卿大夫之材于其中，以立国而治民，是缘木而求鱼也。以守则必危，以战则必败矣”。 《生员论》中篇，基于上篇的分析提出“废天下之生员”的主张。“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 之所以要废天下生员，其理由有如下四点。其一，生员已为国家政治的大患。他们出入公门干扰官府之政，倚势武断横行于乡里，以致鱼肉百姓，他们与胥吏为缘，乃至把持官府的“阴事”。勾结不法官吏胡作非为。生员如此为害多端，而官府不能惩治，如“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故“欲治之而不可治”，“欲锄之而不可锄”。有鉴如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生员之害，只有废除生员制度。这样才能“政清”。其二，生员享有经济特权，遇役可免，一切差役强加于穷民百姓。而穷民百姓本无土地财产却要交纳生员转嫁的租赋，而且生员的一切科举考试的费用还要加派于民，贫民负担太重，只好“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之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生员作为寄生虫残酷地剥削百姓，破坏了生产和社会稳定，因此要苏民困，必须废天下之生员。其三，生员之患还在结党营私，利用种种错综复杂的所谓“师生”关系，“请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入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天下的生员，近者数百里，远者万里，本无什么关系，但一登科第，则有称之“座师”的主考官，有称之“房师”的同考官，他们相结为“师生”关系，此外同榜进士又有“同年”关系，“同年”之子也称为所谓“年姪”，乃至于“座师”“房师”之子亦无不与登科进士扯上关系，由此“世兄”、“门生”、“门孙”、“同年”、“年姪”、“座师”、“房师”、“太老师”等等，朋比胶固，牢不可解”。要消除生员制度滋生的这种朋党及其所造成的“门户之习”，只有从根本上废除生员制度。其四，生员的考试科举均以时文取士。他们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这种考试制度和空疏腐败的学风，“败坏天下之材，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失然后寇贼奸宄而得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国家政治以生员为依靠，而生员“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不通当世之务，更无经世治国之才，以致国家败亡在他们的手里。由此可见，只有废天下之生员，才能有“用世之材出”。 《生员论》下篇，着重讨论改革科举取士方法问题。顾炎武极力主张废生员，但却是有保留的。他并不想从根本上完全推翻现行的生员制度，只是要求裁减生员额，使生员名额数控制在“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县三人，等而上之，大县二十人而止”。同时改革科举，采取辟举之法，取士不限于考试一途，而以由下向上的举荐为主，使生员与社会贤达之士在举荐入仕机会上平等。在学校管理方面，他主张教官“必聘其乡之贤者以为师”，而且不入仕籍，并罢提学官，将学校管理权收归郡守。学校生员因荐举入仕或因违章斥退以及病死而空缺名额，由通经能文者补之。他以为只有这样大量裁减生员名额，则生员自知其重，师者不烦其教，学生亦因人少而不易“聚徒合党”，上述生员之患不禁自止。顾炎武指出，天下人才日生无穷，仅用科举一途取士，使人才壅塞于童生，是败坏人才的作法，而推行辟举之法，则国家有可用之士而天下无生员之害。 严格说来，《生员论》是一部中国古代教育社会学著作，它着重讨论的是作为政治工具的官学教育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取士制度等方面的作用问题。它根据当时生员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提出废生员，改革科举和教育风气，注重实用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不要“以言取人”，并以为张居正改革学校和裁减生员的主张有可取之处，表现了作者企图通过改革教育来变革社会的政治立场。顾炎武在《生员论》著作中阐发的上述主张，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生员是国家政治的基础，是各级政权依靠的力量，养士的目的在于使生员“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猷共治”，但另一面他又认为生员不应干涉“官府之政”，更不应当“取入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使学校生员数额限制在唐代时期的最小限度，这表现他有意限制士权而尊君权的倾向，与黄宗羲等人所倡议的以学校作为议政机关以实行民主政治的思想相抵牾，具有保守主义色彩。此外，他没有从积极方面看待读书人人数增多的社会进步意义，更没有给知识分子指出一条促进社会变革的出路，而更多的把社会政治、经济的败坏归咎于生员，未能从根本上找到政治腐败和经济剥削的根源，由此可见《生员论》在立场和思想上有较大的局限性。（司春蓉）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