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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中国元代一部论述家塾教学程序的专著。史称“读书工程”或“进学规程”。 编撰者程端礼(1271一1345)，字敬叔、敬礼，号畏斋，元庆元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元代学者、教育家。至元、延祐年间先后为广德建平县(今安徽郎溪县)、池州建德县(今浙江建德县)儒学教谕，后历台州路(今浙江临海)、衢州路(今浙江衢州)儒学教授及稼轩、江东书院山长。生徒甚众，学宗朱熹。著作有《畏斋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等。 程端礼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觉察到当时许多儒学学校一味强调“背文”、“学文”，忽视道德修养，忽视基础知识的教学，也不重视认真读书和培养良好的读书风气，总想让学生早日应举，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成名。这样下去，学生不能真正“读书明理”，终造成“失序无本，欲速不达”的局面。他认为当时学校教育面临的问题是，应规定一套严密的教学程序与教学计划，让学生学习有一定的程序，遵循一定的步骤与方法。这样，学生毕业了，既能“读书明理”，又能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从而“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所以他按照朱熹的“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而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的原则，编撰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程氏家垫读书分年日程》全书共分四个部分。 1．第一部分为全书“纲领”。首录朱熹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教条”，实际上是朱熹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拟定的教育总纲，包括了教育目的是掌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接着录《程董二先生学则》。程是指程端蒙(1143—1191年)字正思，号蒙斋，江西鄱阳人，是朱熹的学生。董是指董铢(1152—？年)字叔重，称槃涧先生，江西德兴人。程董根据朱熹的思想，制订了《程董二先生学则》。共十八条，基本上是对朱熹的许多箴言和铭记作了概括与发挥。如讲道德行为的有八条：“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等；讲读书学习的有五条：“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几案必整齐”、“堂室必洁净”、“修业有余功，游艺有适性”等；讲待人接物的有两条：“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等。此外还规定了学生在朔望(每月初一、十五)和晨昏所应进行的仪式及犯了过错的惩处办法等等。 2．第二部分为全书的第一卷、第二卷。这是程端礼根据朱熹的教育思想制定的教育程序和教学计划。所谓“分年”，就是将青少年的教育按年龄不同划分为三个阶段：8岁之前为启蒙教育阶段，或者是预备教育阶段；8岁至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或者是基础教育阶段；15岁至22、23岁为大学教育阶段，或者是提高教育阶段。所谓“日程”，就是指学生每天每月的读书学习计划，每天划分为早上、白昼、晚上三个单元时间，又将数天划为一周。如读经每四天为一周，其中三天读经书，一天习字演文。读史每五天为一周，其中三天读史书，两天复习经、传、注。读文每六天为一周，其中三天读文章，两天复习经、传、注，一天复习史书。作业十天为一周，其中九天读书，一天作文。如此周而复始。每读一书立一簿，按单元、日、周、月一一记录，逐项检查。 （1）预备教育阶段：八岁入学之前，在家进行预备教育，家长负责给孩子教读程逢原改编的《性理字训》，这是一本渗透了理学思想的儿童启蒙读物。同时配合讲解朱熹的《童蒙须知》。目的是为今后上学读书作好准备。这就是中国古代明文规定的“学前教育”。程端礼将其比喻为医家脉诀，最便初学。 （2）基础教育阶段：八岁入学之后，在学校进行基础教育与读书训练。首先教师教学生读朱熹的《小学》，然后再教读“四书”及《孝经》。按照朱熹的意见，读“四书”的次序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 《四书》的学习十分重要，朱熹认为《四书》是“六经之阶梯”。 掌握了《四书》的要领之后，再教学生读“经书”——《易经》、《书经》、《诗经》、《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等，程端礼认为按以上程序教读经书，基础才扎实，才能使学生对经书的理解一步步深化，逐渐掌握儒家经典著作的精髓。 读《四书》《五经》要注意四个环节。第一是“读”：“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快”，“读须声实”，“不可添虚声”，“句尽字重”，“点定句读”，“圈发假借字音”等等。第二是“背”：将经书分为若干大段，每一大段又分为细段，每细段看读一百遍，背读一百遍，再通大段或全文背读二、三十遍筹等。第三是“思”：“字求其训，句求其义，章求其旨”，“每一节十数次涵泳思索以求其通”，“思而又思”等等。第四是“说”：先说句注，再通说每句大义，又通说每段大义，每句都要说得精确成文等等。“读”、“背”、“思”、“说”这四个环节注意到了，就可达到“烂熟”的程度：“信口分说得出，合说得出，于身心体认得出，方为烂熟”，这就算基础打好了。 此外，为配合读背经书，还要练习习字、考字、演文。习字先以名家字帖影写，可分散于每日习字，也可集中一两月以全日之力影写二、三千字，并掌握书写口诀：“双钩悬腕，让左侧右，虚掌实指，意前笔后”。经过长期的习字训练达到“运笔如飞，永不走样”的水平。考字以《说文》、《字林》、《六书略》、《切韵指掌图》等为依据。演文以经书为依据，先逐字训释经文，后通解一句之意，再通解一章之意。反复训练达到“明理演文一举两得”的效果。总之，习字、考字、演文也是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学习内容，也是读经书的辅助手段。 （3）提高教育阶段：15岁以后，在学校提高与深化学生前一阶段所学的内容。首先让学生读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以提高与加深学生对朱熹理学教育思想的认识。同时，让学生不断抄读、复习各经书，以达到“温故而知新”的目的。然后在读经书的基础上学史、学文，看史书《资治通鉴》，参看《纲目》（两汉以上参看《史记》和《汉书》，唐代参看《唐书》和范氏《唐鉴》）。然后再读韩愈的文章和《楚辞》。程端礼认为，学生在读了儒家经书的基础上，有了判断是非的标准，再学史、学文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他认为文章篇篇“有法而无法”，“有法者篇篇皆有法也，无法者篇篇法各不同也。”所以他要求学生读韩文、超韩文，“将见突过退之，何止肩之而已。”可见他是十分注重基础教育的，而把学史、学文当作提高阶段的主要学习内容。 在学经、学史、学文的基础上，还要求学生将“性理”、“制度”、“治道”三方面综合学习。并认为制度书多兼治道，而治道又以性理为依据。他主张从制度入手，择其大者，如“律历，礼乐、兵刑、天文、地理、官职、赋役、郊祀、井田，学校，贡举”等项，这样就将经、史、文、性理、制度、治道等熔为一炉，一并学习与思考。 程端礼主张，学生在20岁以后，再集中用两三年的时间，专力学文，“作科举文字”，准备应科举考试。他认为这样学习，看起来是迂阔笨拙，但却克服了学生为了应科举考试而忽视基础知识，过早学文的弊病，这是朱熹的“宽着期限、紧着课程”的教学思想在课程计划中的体现。只有经过长期不懈的学习，才能基础扎实，学识丰厚，根深叶茂，也必然有众多的收获，更不愁写好各种应试的文章了。 为了确保教学程序和计划的正常进行，程端礼还注意每天的教学进度。为此，他还设计了五种表格，如“读经日程”、“读看史日程”、“读看文日程”、“读作举业日程”、“小学习字演文日程”等。学生每人各置一簿，当天注明各门功课学习的进度及纲要，第二天学生再把日程簿交给教师审阅。教师则根据平日记录情况，掌握学生学习的进度，以便全面掌握学生各门功课的情况，考查学生各门功课的成绩，如此重视教学进度和日程，说明程端礼对教学程序、计划及教学进度的认识，比前人深刻得多，教学已从随意的松散的自由的状态，向有目的、有计划、有制度的方向前进了，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一种进步。 3．第三部分为全书的第三卷前一部分，即录王柏辑《正始之音》，以明辨音义之方法， 这是字音教学的参考书与工具书。 4．第四部分为全书第三卷的后一部分，录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朱子读书法》。 《朱子读书法》散见于《四书集注》、《朱子语类》以及《朱文公文集》等著作中。据程端礼说，是朱熹门人“会粹朱子平日之训而节取其要，定为读书法六条”。 （1）循序渐进。程端礼说：“朱子曰，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而谨守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则志定理明，而无疏易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趱着了，则看犹不看也。近方觉此病痛不是小事。元来道学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无根脚。”意思是说。读书学习应遵循书籍教材的客观顺序与学生的主观能力去规定学习的课程和进度，不可求速，不可草率超前。 （2）熟读精思。程端礼说：“朱子曰，荀予说，诵数以贯之。见得古人诵书，亦记遍数。乃知横渠教人读书必须成诵，真道学第一义。遍数已足，而未成诵，必欲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涌，必满遍数。但百遍时，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时，自是强一百遍时。今所以记不得，说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热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处，只争这些子。学者观书，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熱，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件，发明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通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非为己之学也。”意思是说，要把经书背得烂熟，并反复寻绎文义。 （3）虚心涵泳。程端礼说：“朱子曰，庄子说，吾与之虚而委蛇。即虚了，又要随他曲折去。读书须是虚心，方得。圣贤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学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说，只记前贤与诸家说便了。今人读书，多是心下先有个意思了，却将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其有不合，便穿凿之使合。”意思是说，读书学习要抱客观的态度，不执着旧见，不先入为主，不好高务奇，不穿凿立异，还经书的本来面目，接受简明平正的解说。 （4）切己体察，程端礼说：“朱子曰，入道之门，是将自个已身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与己为一。而今人，道在这里，自家在外，无不相干。学者读书，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如克己复礼，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复，我实能克己复礼，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意思是说，读书学习时，要使书中道理与自己的经验和生活结合起来，并以书中道理去指导自己的实践。 （5）着紧用力。程端礼说：“朱子日，宽着期限，紧着课程。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且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甚么精神，甚么筋骨？今之学者，全不曾发愤。直要抖擞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缓。”意思是说，读书学习时要有刚毅勇猛、坚持到底的精神，要紧张扎实从不懈怠，但读书学习计划要从容自如，留有余地。 （6）居敬持志。程端礼说：“朱子曰，程先生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最要紧。方无事时，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无何有之乡，须是收敛在此。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该贯动静，心无不在。今学者说书，多是捻合来说，却不详密活熟。此病不是说书上病，乃是心上病。盖心不专静纯一，故思虑不精明。须要养得虚明专静，使道理从里面流出方好。”意思是说，读书学习时要严肃认真、精神专注、树立一个具体目标或根据一个特殊问题去深入钻研，不为物欲侵扰，充分发挥人的认识主体在思维活动中的主导作用： 以上六条《朱子读书法》，经过程端礼的宣传，很快得到推广，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朱子读书法》六条有其合理因素。“循序渐进”，包含有读书学习的“量力性”因素；“熟读精思”，包含有读书学习的“巩固性”因素；“虚心涵泳”，包含有读书学习的“客观性”因素；“切己体察”，包含有读书学习的“结合实际”的因素；“着紧用力”，包含有读书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因素；“居敬持志”包含有读书学习的“目的性”因素。 但《朱子读书法》六条没有谈到读书之中要产生“疑惑”。加之朱熹过分夸大了“读书穷理”的作用，提高了读儒家经书的地位，使学习的途径、读书的范围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对于造成人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把书本当作僵死的教条的不良学风，有着重大影响。 总之，《朱子读书法》，正确的见解和谬误交织在一起，如加以分剥，是可以从中取出有一定价值的读书经验的。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本来是程端礼为私塾教育制定的一套教学程序和计划，但它的影响却远不止于私塾，当时国子监曾将此书颁行于郡邑学校，这说明当时的官学也曾参照此教学程序和计划进行教学，也就是说，程端礼制定的教学程序和计划已被官方所接受。此书是元代的一部教育专著，但明清两代的私学、官学甚至书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清代的陆陇其还特别刊刻此书，以利流传。所以《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实际上是元、明、清三代学校教育的一个典型的教学计划。它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它重视读经、读史、读文的整个教育程序、教学计划的集中专一和循序渐进；它强调读、写、作的基础教育，包括字音字义、阅读习写、抄书作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功的严格训练；它注意经常复习、反复考核、详细记录教学日程等多种教学手段和环节的交替使用。此外，全书最后还集中阐明了《朱子读书法》六条。所有这些，对当时及以后的学校教育教学活动都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当然，《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以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为指导的，主张以朱熹的理学思想来束缚学生的心灵，学生学习的目的是“读书明理”，应科举考试；它规定的教学程序和计划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这是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郭齐家）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