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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四书》是中国封建社会四种女子教材——《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的总称。《女四书》中所汇辑的上述四本书是中国封建统治者进行女子教育的专书，旨在阐发儒家所宣扬的“三从”、“四德”的妇道，培养封建思想品格的“贤妻良母”。 女子教育是中国古代整个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先秦时期，儒家的经籍中就有关于女教的思想。如《周礼·天官·冢宰下》：“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里提出女教的“四德”。《仪礼·丧服·子夏传》提出了妇女无专制之道，而有“三从”之义，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周易·恒》中“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诗·大雅·瞻印》宣称：“妇无公事”，等等。这一切说明中国早在封建社会之初，封建统治者就注意并且实施女子教育，但那时还没有专门的女子教科书。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特别自汉代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后，统治者为了加强其父系宗法制的封建专制秩序，就日益注重和大力倡行儒家礼教及女子教育主张，要求妇女明达诗书与坚守‘妇礼”而能“齐家”，从而有助于封建王朝的治国及维持其统治秩序。在这种形势和要求下，开始出现了女子教育专著，这就是东汉史学家班彪之女班昭写出的《女诫》。自此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陆续编撰出一系列的女子教育的单行课本。迄明朝晚年，从历代 的女子教材中选取出上述的四本书，汇编成为成套的《女四书》。 一 关于《女四书》中各部教材的撰者，各自篇章的课题及其汇编与流传，这里按照其成书的历史顺序，分别评介于下： （一）《女诫》 东汉史学家班彪之女班昭撰著，班昭为东汉时有名的女史学家、教育家，曾继其兄班固续写《汉书》。在汉和帝时任宫廷女教师。因嫁曹世叔，被称为曹大家。她深切关怀其诸女的教育，遂写出《女诫》一书。主要基于古礼与儒典阐述女子修身齐家之道，教育妇女柔顺之礼。如讲解女子卑弱之礼：“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讲解妇行：“女行有四：一日妇德，二日妇言，三日妇容，四日妇功……幽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已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等等。《女诫》全书七篇：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这可说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女教专著。书成之后，当时的经学家、教育家马融颇为赞赏，就教他的妻、女学习。后来马融的学生郑玄注《周礼》“四德”以及后世女学讲“四德”，都是基于《女诫》中的解释而进行阐述的。 （二）《女论语》 唐代女儒学才女宋若莘撰著，旨在教诲女子成为“贤妇”。体例仿效《论语》，以前秦设学授业的女经学家宣文君宋氏代替孔子，以曹大家(即班昭)等代颜渊、闵损，彼此问答，阐述封建的“九烈”、“三贞”妇道。其妹若昭对此书进行了申释。今存的《女论语》托名“曹大家撰”，共有十二章：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和柔、守节。其中特別讲了许多约束女子的具体的行为规范，如“行莫回头、语莫掀唇”、“男非眷属，莫与通名”、“父母有疾，身莫离床”、“敬事阿翁，形容不睹……姑坐则立，使令便去”、“夫刚妻柔，恩爱相因”、“夫若发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让，忍气吞声”等等。语句均为四言韵文，亦非问答体。 （三）《内训》 明成祖徐皇后为教育宫中妇女所写。以传统的《女诫》等过于简略，乃特别选辑了先人的女教典训，较多地从理论上阐扬妇道。如写修身之道：“夫目视恶色，则中眩焉。耳听淫声，则内褫焉。口出傲言，则骄心侈焉。是皆身之害也。故妇人居必以正，所以防慝也。行必无陂，所以成德也。”写慎言：“妇教有四，言居其一。心应万事，匪言曷宣。言而中节，可以免悔；言不当理，祸必从之……夫缄口内修，重诺无尤。宁其心，定其志，和其气，守之以仁厚，持之以庄敬，质之以信义。一语一默，从容中道，以合于坤静之体，则谗慝不作，而家道雍穆矣”等等。《内训》成书于永乐二年，共二十章：德性、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节俭、警戒、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 （四）《女范捷录》（简称《女范》） 明末儒者王相（事迹不详）之母刘氏所作。以儒学的纲常之理做为“正内之仪”，除一般地阐述女教原理外，特别大量地引述了历代的贞妇、孝女、贤妻、良母的封建典范，也列举了一些烈女和才女人物。如例举贞妇、烈女：“使君有妇，罗敷有夫，赵王之意止。”“杞良妻远访其夫，万里哭筑城之骨。”举贤妇、才女：“漆室处女不绩其麻而忧鲁国；巴家寡妇能捐己产而保乡民。”“宣文之授《周礼》，六官之钜典以明；大家之续《汉书》，一代之鸿章以备。”等等。《女范》全书列有统论、后德、母仪、孝行、贞烈、忠义、慈爱、秉礼、智慧、勤俭、才德十一篇。 上述四种女子教本，自东汉至晚明先后相继问世，各自传播。其中《女诫》至明末时，特为明神宗的母后所赞赏，认为该书“足为万世女则之规”，要求儒臣加以注解。至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明神宗为之作序，同时颁令刻印《内训》，“使庶民之家得以训诲女子”。此后，王相以传统的儒教思想对这四本书——加以笺注。迄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年)，由当时的书坊多文堂合刻为《闺阁女四书集注》，世间简称《女四书》。此书自明至清以及民国初年期间，各地广为刻印，版本繁多。 《女四书》的撰注、汇编与流行。表明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倡行于封建王朝的宫中后妃与名门大家的闺秀，遂之推广于庶民之家；女子教材则由无专书到有专著的单行本，以至于编成为整套的系列女教丛书。特别是这四本书在编写上表现着由约至详、由格言教义以至理论与具体典范并举的发展情况。这一方面反映中国古代女学的发展，同时也表现封建女子教育的传播广泛而其流毒亦深远。 二 从《女四书》中各部教材的许多篇章的课题看来，如卑弱、曲从、事夫、孝行和守节等，就可明晓其基本思想是贯彻儒家所倡行的封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之道，主张“男尊女卑”，实施“三从四德”的教育，以培养封建的“贤内助”、“贤妻良母”。这从其全部教材内容上看，就更为清楚。如《内训》首章即讲女子的德性在于孝敬、柔顺而“能配君子”。由此要求女子“仁以居之，义以行之，智以烛之，信以守之，礼以体之”。《女范》开宗明义就讲夫妇之道：“五常之德著而大本以敦，三纲之义明而人伦以正。”这就是封建伦理的“夫为妻纲”的纲常之教。至于“三从四德”的教育，《女诫·妇行》宣称“幽闲贞静，守节整齐”等等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洁齐酒食”是谓妇功。“此四者，女子之大节，而不可乏无者也。”《女论语》在序言中，就申明了四德、三贞的女教大义。《内训·谨行》则鲜明地教导妇女之行，要“体柔顺……服三从之训”。《女诫·专心》进一步宣讲“礼，妇无二适之文”、“夫故不可离也”。《女范·贞烈》更加强调“女无再醮”、“终身不移”。这完全体现“男尊女卑”，要求妇女对于丈夫“从一而终”的贞节品行。 “男尊女卑”是，《女四书》的妇教思想核心，其理论基础则是儒家所讲的天地、乾坤、阴阳之说。《女诫·敬顺》讲道：“阴阳殊性，男女异行”、“男以刚为贵，女以柔为美”。还特别在《专心》篇中提出“夫者天也”，是不可违的。《女论语·事夫》说“夫刚妻柔”，要“将夫比天”。《内训·事君》教导凡为妻者明阴阳之义，“能推是道”以事其夫。在其论事父母舅姑上也大讲“父天母地”，要求女子“秉坤仪”、“著母德”等等。总之，把男尊女卑说成是天经地义的，由此也就说明三从四德的孝顺、节义等都是合理的，其所要求培养的专一主内，兴“内助之德”，行“内助之功”，而绝无“公事”与绝对顺从的贤妻、良母、孝妇、贞女完全是当然的。 《女四书》所讲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充分表现着封建社会的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四条精神枷锁，极端歧视与压迫妇女，无视其人格，使其思想与生活不得自主与自由，一切听从天命、父母之命与夫命的摆布，只有困居在家内，勤劳于农织炊洗，而不准走入社会进行活动。如此封建的女子教育，蹂躏妇女身心，摧残妇女才能。其遗毒至今，极大地妨害我们的人才开发，阻碍社会主义的改革与建设，我们必须予以批判和廓清。如果说在当前我们山称颂贤妻良母，则是完全打破封建主义的男尊女卑，是为礼会主义献身，立足于男女平等。互尊互助的原则之上的贤妻良母。 三 从总体上讲，《女四书》是封建主义的，是糟粕，但具体分析其教育价值观、对于女子教育的要求和德才观等方面，也表达有某些合理的教育学的因素。 在教育价值观上，《内训·德性》宣称：“夫德性原于所禀，而化成于习。”这虽以德性“原本于身”，毕竟承认德性能否保持与完善则赖于习化。至于“诵诗书之典”的文化智能，《内训》序中指明这是需要“承父母之教”的。又说：“贤妇贞女……未有不由于教而成者。”这阐明着教育对于形成德才的重要意义，是合理的观点；同时也表达着对于女子教育的要求，有主张女子应享受教育的一些积极思想，当然不是要求女子有与男子的同等教育。 在德才观上，《女范·才德》主张女子德才兼备的教育，斥责传统上“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言是“殊非”的，要求“德以达才，才以成德”。在《智慧》篇中特别宣称“有智妇人，胜于男子”，这表现一些开通女子智育的思想以及德智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观点。当然它要求的女才是受“三从四德”制约的。“三从”完全是反动的，“四德”则菁芜并存，应行具体分析而予评估。如它倡行的整洁、勤俭、“不道恶语”等，有反奢侈浪费、反懒惰和要求文明语言行为的正当意图。 在教育方法上，《女四书》表达着格言和榜样的作用。如《内训》的“崇圣训”、“景贤范”都阐发古哲先贤的“嘉言善行”作为学习的典范。《女范》全书各篇都列举历代各类名女作为进行教育的楷模，如称颂班昭的续《汉书》、梁红玉的击鼓败金等等，宣扬了我国古代才女的学术贡献与巾帼英雄的爱国行为。此外，则是大量地宣扬了封建道德的节妇、孝女的事迹，如称颂刘氏斩指取血和药以医治婆母的孝行，称颂夏侯令女截耳割鼻以持身的贞烈行径。这种驱使妇女毁体伤身的愚孝、愚贞，是封建的毒素。但可看到在教育上用“前言往行”感人的力量。 《女四书》为培养“贤妻良母”还提出了“母仪”与“慈幼”的教育，指导妇女注意“胎教”以及教育儿女要“本之以慈爱”。但慈爱不是姑息与溺爱，要“导之以德义”、“临之以严格”。这些意见无疑都是正确的。 《女四书》是贯彻儒家礼教思想的一套女教材，阐发着一系列的女教思想理论、内容与方法，形成为一部“女学”或“女子教育学”，起着推进女子教育的历史作用。现在我们要清除封建毒素与影响，批判地吸取其合理的因素，使古为今用，以助益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与两个文明的建设。（张鸣岐）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