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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悔过自新“标宗 由“致良知”出发，李颙提出“悔过自新”之说。这一学说是李颙在三十岁时提出的。以此学说的提出为标志，他深化了先前对经世时务的讲求，转而致力于“切己自反”的明性之学的探讨。在“悔过自新”学说中，李颙以王学为本的思想体现得较为清楚。 李颙是以“悔过自新”作为自己“倡道救世”的宗旨，并以此标明自己的学术特征的。他说，古往今来的许多名家大儒都提出了各自的“倡道救世”34的宗旨，有提倡“主敬穷理”35的，有以“先立乎其大标宗”36的，也有以“心之精神为圣”37，“以自然”、“以复性”等标宗的，但总归其旨要，出不了“悔过自新”这四个字。对于自己提出的这一观点，李颙颇为自珍，他说： 予固庸人也，曹 弗知学，且孤苦颠顿，备历穷愁，于夙夜寐旦苦搜精研中，忽得此说，若可以安身立命，若可以自利利人，故敢振笔以公同志，倘以言出庸人而漫置之，是犹恶贫女之布，而甘自冻也。”38他认为如果透彻领会了“悔过自新”学说，就能使“心不妄用，功不杂施，丹府一粒，点铁成金也。39 李颙提出这一学说的依据在于，一方面他认为人的本然之性是“与天地同大”、“与日用合其明”、“至善无恶、至粹无瑕”40的。另一方面，“性虽无不善，而廪质有纯驳，其纯者清明融粹，于本原之善，毫无蔽昧，驳则拘于形气之私，于是乎发于外者有善有不善矣。”41正因为禀质有纯驳不同，所以“人多为气质所蔽，情欲所牵，习俗所囿，时势所移，知诱物化，旋失厥初”，42即人们容易为情感所牵，为名义所累，受外界习俗和时局的影响，很快失掉至善至纯的本然之性，而“沦于小人禽兽之域”。这样的性论显然是自孟子以来，儒家传统的性善论。心之本然之性受物欲所蔽，就象明镜蒙尘一样，必须“拂试所以求明”。43“拂试”即是发现“过”而进行“悔”的工夫。李颙认为，他的“悔过自新”说并不是对任何资质的人来说都是最好的修养方法。他说： 悔过自新，此为中材之言也，而即为上根言之也。上根之人，悟一切诸过皆起于心，便划却根源。故其为人也易。中材之人，用功积久，静极生明，而成了手，但其为力也难，盖上根之人，顿悟顿修，名为解悟。中材之人，渐修渐悟，名为证悟。悟人但期于悟，无期于顿可矣。44 顿悟、渐修是佛教的修行方法，关于他们各自的解释，在禅宗慧能、神秀为争六祖之位而作的偈中已表达的很清楚。在宋明理学中，程朱一派主渐修，陆王一派主顿悟，李颙兼采二者，认为上根之人有过即能自悟，并划除根源；中材之人则须高人指点，通过渐修恢复纯善之性。由于，“凡一念之不纯，一息稍懈即为过”（45因此，凡人皆有过，过是不可避免的，而悔过的具体过程可分作两个层次，对“未尝学问之人”46来说，“必且先检身过，次检心过，悔其前非，断其后续，亦期于无一念之不纯，无一息之稍懈而后已”。47而对志存救世的学者，他认为“同志者苟留心此学，必须于起心动念处，潜体密诣，苟有一念未纯于理，即是过，即当悔而去之。”48些过程与阳明所谓的为使“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必须通过“痛加刮磨一番”的“省身克己之功”极其相似。李颙在这里以“纯于理”作为悔过的目标，那么“理”又是什么呢？ 显然它不是宋明以来，理学家所反复论难的哲学范畴“理”，而是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如果说他提出“悔过自新”之初，对这一点并未做出明确表达的话，那么十余年后，他讲学常州时的一段话，便是对“理”字极好的注脚，他说： 义命廉耻，此四字乃吾人立身之基，一有缺焉，则基倾矣。在今日，不必谈玄说妙，只要于此著脚，便是孔孟门下人。否则万语千言，字字足以成经而传世，吾不欲观之矣。 49这就是说，李颙借以构筑心灵堤防的“理”，绝非明末以来王学末流的“谈玄说妙”，而是“义命廉耻”这一“立身之基”。在他看来，只有确立了这样的“立身之基”， 在人们的心灵中筑起“礼义廉耻之大防”，才能称得上恢复了“至善无恶”的本性。所以，李颙把“悔过自新”的“新”字，解释为复性，而不是一种新的精神境界。他说“新者，复其故之谓也。譬如日之在天，夕而沉，朝而升，光体不增不损，今无异昨，故能常新，若于本体之外，欲有所增加以为新，是喜新好异者之为，而非圣人之所谓新矣”。50即“新”不过是对至粹无暇的本性之善的恢复，只是一种“反本”、“复故”。 那“自新之功”该从何做起呢？李颙主张“最上道理，只在最下修能，不必骛高远，说精微，谈道学，论性命，但就日用常行，纲常伦理，极浅极近处做起。”51这就是说，“自新”的工夫是从个人的日用常行、纲常伦理等外在的行为规则做起的。这样的主张，力求补救数百年来理学家直取“性与天道”的弊端，对明末的空谈心性之风，更是一个有力的否定。但李颙之学毕意是以王学为本的，日用常行、纲常伦理等“浅近”的伦理规则的践履只是切入点，然后还须返向内心寻求其存在的合理依据，经过一番时时刻刻、 念念处处在德性上参究体验的工夫，“克去自我之私，而析义于毫芒，以复其广大精微”。52这样，当再面对日用常行、纲常伦理时，自然就会进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种53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的修养路径是对“中材之人”而言的，至于“上根”之人， 日用常行与纲常伦理不过是内心的印证而已。因此，“上根”之人的修养路径是由“内”而“外”、“外”而“内”。这两条路径虽然不同，但其专注于“内”这一点却是相同的。所以李颙也和阳明那样重视“静坐”、“定心”。认为“静坐一着，乃古人下工之始基”，“吾人之学，不静极则不能超悟”。54只有通过“静坐”、“定心”，将“平日种种见闻、种种记忆、尽情舍却、尽情撇脱，令心中空空洞洞，了无一翳，斯干干净净，方有入机”。55李颙对“静坐”、“定心”的重视还可以从他三十岁时通过静摄使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记载中得到证明。据他在《圣学指南小引》中所写，他在三十岁夏秋之交，患病静摄，深有感于默坐澄心之说，于是一味切己自反，以心观心，久之，觉灵机天趣，流盎满前，彻首彻尾，本自光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