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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致良知为本体 在阳明那里，“致良知”既可指通过意念上的为善去恶恢复良知本体的工夫，也可指本体与工夫的相即相合，李颙以“致良知”为本体应该说主要是在后一种意义上而又侧重于本体层面来讲的。“以致良知为本体，以主敬穷理存养去欲为工夫”既讲本体，又深化了对工夫的讲求。在另外一些地方，李颙也单独讲良知，他认为良知是一切伦理道德规范的最终根源，“孟子谓‘天之所以与我者’与之以此也，此为仁义之根，万善之源”。20既然为仁义之根万善之源，那就应该为至仁至义至善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先验性的良知也就是天理：“人心固有之天理，即愚夫愚妇同然之良也。”21另外，良知作为仁义之根，万善之源并不等同于作为仁义、万善之内容的孝、悌、忠、信四德，“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四端以及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常等道德意识。在李颙这里，良知是知善知恶、知是知非的价值主体和理性原则，即良知乃“各人心中知是知非，一念之灵明是也”。22而不是善恶、是非本身。因此，“天之所以与我者”的良知能超越特定的时空及经验的偶然性，而成为天下之大本，是天下人“同然之良”。从李颙对良知的阐释可见，他主要是从本体意义上讲良知的。因此，他单独讲的“良知”也可以理解为侧重于本体层面的“致良知”。 从学术本身而言， 既然此处“致良知”虽侧重本体但本身就是从本体与工夫相即相合这一维度而言，为何还要补之以朱子的“主敬穷理存养去欲”的工夫呢？这是因为在李颙看来，阳明之 “致良知”虽讲本体与工夫一齐俱到、打成一片、合二而一，但对工夫没有着重强调，王学末流正是由于抓住这一不足，舍工夫而言本体空谈心性，使学风流于空疏。所以，李颙既以“致良知”讲本体工夫的合并为一，又补之以朱子“主敬穷理存养去欲”之工夫， 实是对阳明之“致良知’的深化以及对王学末流舍工夫而言本体的改造。对阳明的“致良知”， 李颙推崇备至，他说“先生始拈致良知三字，以泄千古不传之秘，一言之下，令人洞彻体面，愚夫愚妇咸可循之以入道，以万世功也”。23而且，以“致良知”为本体，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对程朱把心与理分割为二，把“格物穷理”与“正心诚意”割裂开来的纠偏。他认为“尊德性不容不道问学，道问学乃所以尊德性。”24只有以“良知为学问”方可做“头脑主人”，否则只讲“主敬穷理”，“主敬是谁主敬，穷理是谁穷理？”即只有识得本体，才好做工夫，“主敬穷理存养省察方有着落”。25正是在此意义上， 他才称赞： 阳明出而横发直指，一洗相沿之陋，士始知鞭辟著里，日用之间，炯然焕然， 如静中雷霆，冥外朗日，无不爽然，自以为得向也。求之于千万里之远，至是反之己而裕如也。26 既然是以“致良知”作为本体，本体是阳明的，那么作为工夫的朱子的“主敬穷理存养去欲”还能保原样吗？ 对于朱子的“主敬穷理存养去欲”之工夫可分作两部分， 其一指的是“涵养须用敬”、“主敬以立本”的“主敬”、“存养去欲”的修养工夫；其二为“穷理以致其知”27的为学工夫。 从第一个方面看，所谓“主敬”、“存养省察去欲”的修养工夫， 就是指在知与行或格物致知治国平天下的所有过程和节目中，努力保持一种收敛、谨畏、警省、严肃的状态，最大的程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把注意力集中在内心，提撕此心，使心境清明而不昏乱，注意力集中而不外驰，使心达到一种特殊的宁静状态。这种修养工夫很大程度上是对阳明“致良知”修养工夫的细致化、深化。即通过“主敬”、“存养省察”的修养工夫使心处于宁静状态，“正心”，这样就能更好地为善去恶。 从第二个方面看，朱子“穷理以进其知”的为学工夫，即“格物致知”。 朱子所谓的“格物”也就是通过穷尽事物之理，达到对本体理的体认。而“物”实为本体理体现于其中的一切东西，包括一草一木、日月星辰、人物禽兽以及一切心理现象和道德规范。李颙也讲“格物”， 他说“物即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之物，格者，格其诚正修齐治平之则。”显然李颙所谓的“物”与朱子的不同。 他认为格物的最终目的是“明善”，善并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天之所以与者”28是“身心意知之则”，29即仅仅是伦理价值之知，而不象朱子那样，所谓的知还包括事实之知。在此，朱子格物中的认识功能和意义被取消了。所以，李颙所谓的“格物”也就成了“守则”，“守则即致知”，“知至则本心之明，皎如白日，善恶所在，自不能掩。”30李颙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格物”就能达到“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最终止于“至善”。可见，李颙的“格物”与由内及外的“致良知”极其相似。 对于朱子所谓的“格物”，李颙称之为“博物”。他认为这种欲“物物而究之”31的“博物”， 只能导致“纷纭缪车葛 ，坠于支离”，32而“坠于支离，正是姚江之病于考亭者，”33即对朱子的“格物”不加苟同。所以，李颙所谓的“穷理”在一定程度上是王学化了的。甚至可以说，是以朱子“格物”之名讲阳明“致良知”之实。对于这一点，不难理解，本体既然为阳明的，工夫统一于本体之下，难免不王学化。 李颙反对“博物”，但对“博学”并不反对。他本人就是一个博极群书知识丰富的学者。他对博学的强调一方面表明了对晚明以来，以不读书著名的风气的痛恶，另一方面也是对当时以顾炎武为开端的考据之学的微辞。李颙与顾炎武是故友旧交，但对于顾炎武所倡导的考据之学，他认为是“杂学”，笑之曰“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认为顾之作法是骛外，不足效 这样，李颙通过以阳明之“致良知”为本体，又补之以工夫上的不足；以朱子“主敬穷理存养去欲”为工夫，又对其加以改造的方法，各取所长，互补所短，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