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是我国古代流行的蒙学教材“三、百、千、千”中成书最早、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 《千字文》作者周兴嗣,字思纂,南朝齐梁时陈郡项入。“年十三,游学京师,积十余载,遂博通记传,善属文”, 成了著名文章家。周在南齐做过桂阳郡丞。萧衍代齐为梁武帝,十分赏识他的文章。《梁书》周兴嗣传说:“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每奏,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 传中所说《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即《千字文》。今所见《千字文》各种版本于题下皆署为周兴嗣“次韵”。 关于周兴嗣作《千字文》的缘起和《千字文》的流向社会,还有一段故事。见于唐人李倬《尚书故实》:“《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按指王羲之)书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江南诸寺各留一本。”这段故事,或谓传说不足为信。根据上引《梁书》所记梁武帝对周十分赏识,每嘱为文的情形来看,故事所言之事是有可能发生的。《梁书》还说,周在南梁官为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为梁武帝近臣,关系十分亲近。周病,“高祖抚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疏治疽方以赐之。其见惜如此。” 另《梁书》所说《次韵王羲之书千字》乃梁武帝“使”兴嗣为文,周作毕上奏的,亦与故事情节相合。即使抛开故事情节不论,《尚书故实》这段文字,至少也告诉我们,及至于唐,人们是相信周兴嗣作《千字文》的。他所次韵的是王羲之书,也是没有疑问的。 明清以来,关于《千字文》的作者及所次韵之书产生了争论。除周兴嗣撰之说,又有萧子范撰一说,还有说《千字文》本有周撰及萧撰两种的。关于所次韵之书,有据《梁书》说是王羲之的,也有根据《宋史》以为钟繇的。此外,日本存有一本李逻注的《千字文》,其序称:原有钟繇撰《千字文》,晋末播迁,载书遇雨,几至靡烂,《千字文》亦在其中。于是命王羲之重为编缀缮写。但是文理、音韵不顺,至梁武帝乃命周兴嗣重为次韵。该书无刊刻年号,李逻也不知何许人。其序文象是照顾争论各方意见,编了一个圆满周到的传奇故事。 关于《千字文》的作者,虽有过争论,但历来多以为是周兴嗣,几成定论。《梁书》乃正史,又是有关《千字文》最早的记录。它说周兴嗣撰《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又有距离南北朝不远的唐人记载以为佐证,是可以相信的。与周兴嗣作《千字文》同时,先后编出的千字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志》著录有五、六种。但是流行开来,流传千余年至今的《千字文》,乃周兴嗣所著,而他本《千字文》皆未能流传下来,是可以肯定的。 《千字文》用不重复的一千个字, 以四字韵语联缀成文。它的每句话都表达了一定的意义,全文涉及宇宙、自然、社会、历史和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内容,并非简单地文字堆砌。《千字文》一编出来,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历经唐、宋、元、明、清诸朝,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盛行不衰。不但用做蒙学识字教材,而且受到社会欢迎,可说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千字文》在我国的传播,达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并用之于日常生活的程度。 据载,唐时《千字文》已经广泛流行,深入人心。《唐摭言》说:“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甲辰淮浙荒乱,避地至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资。未几,遘疾而终。”《唐语林》记载,薛涛随客饮酒,行《千字文》令,带“禽鱼鸟兽”四字。《太平广记》引唐人侯白《启颜录》的记载说,有人用《千字文》里的话戏作乞社:“敬白:社官三老等,切闻政本于农,当须务兹稼穑。若不云腾致雨,何以税熟贡新。”(句中“政本于农”等引者加点的话,皆出自《千字文》。) 宋元以降,新出《百家姓》、《三字经》风行于世,可是没有影响《千字文》的继续传播。宋人项安世所著《项氏家说》说:“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可知《千字文》在宋代仍是普遍使用的蒙学教材。明人杨继盛所著《澹斋外言》说:“仲俊读《千字文》有所悟,盖‘心动神疲’四字也。以是平生遇事未尝动心,至老而不衰。夫《千字文》谁不童而习之,仲俊竟用四字得力。”其中“《千字文》谁不童而习之”的话告诉我们《千字文》在明代盛行的情况。清人唐鉴为何桂珍新编《训蒙千字文》作序,极力贬斥周兴嗣原本《千字文》,然而序文也透露出它在清代广泛流传的情况:“如周氏《千字文》者,不过《凡将》、《急就》之末流,一时习俗之所好而已,是亦文字之至小者矣。然而俗习好之,则将家弦户诵,所为灌溉乎童幼者,几乎天下皆然。”顾炎武也说《千字文》“至今为小学家恒用之书。” 《千字文》不但用作蒙学教材,而且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用到了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明清时科举考棚及试卷编号,商家账簿的编号,甚至一些大部头书如《知不足斋丛书》卷册的编号,都采用《千字文》字序,从“天地玄黄”开始,依次编排。由此可见《千字文》社会影响之巨大。 《千字文》从编出到清末民初,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能够盛行不衰,深入人心,是同它在内容上和编写上的优点分不开的。从内容上说,它适应蒙学识字教学的需要,符合我国人民文化和心理上的要求。从编写上说,它继承我国蒙学教材的优良传统,又有新的发展。《千字文》的这些特点,在它代替《急就篇》的地位;战胜各种新编本;以及同《三字经》《百家姓》互相配合这样三个历史问题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一)代替《急就篇》的地位 我国蒙学教材的编写有悠久的历史。最早的《史籀篇》乃“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 秦代的蒙学教材《苍颉》(李斯作)、《爰历》 (赵高作)、《博学》(胡毋敬作),“文字多取《史籀篇》。” 汉代先是合秦《苍颉》等三书为《苍颉篇》用作蒙学教材。后来又有新作《凡将篇》(司马相如作)、《急就篇》(史游作)、《元尚篇》(李长作)、《训纂篇》(扬雄作)及其续篇(班固作)、《滂熹篇》(贾鲂作)先后问世。后来又把《苍颉篇》、《训纂篇》、《滂熹篇》合为一书,称为《三苍》(也称为《苍颉》)。所有这些新作皆是汉初《苍颉篇》的继续和发展,而《苍颉篇》文字又取自《史籀篇》。可以说,从周秦到汉中叶,是以《史籀篇》为代表的蒙学教材流行的时期。从汉中叶到南北朝时期,《急就篇》盛行,是主要使用的蒙学教材。然而“自唐以下,其学渐微。” 《急就篇》的地位被新出的《千字文》取而代之。 《千字文》所以能代替《急就篇》的地位,成为新时期里流行的蒙学教材,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急就篇》的一些内容已显陈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出的《千字文》既继承了《史籀篇》、《急就篇》编写上的成功经验,又有所突破和创新,后来居上。例如,《千字文》继承了过去蒙学教材以教识字为主,结合课文进行知识和思想教育的优点;又在知识教育方面拓宽了领域,在思想教育方面加重了份量。《急就篇》的内容包括姓氏名字、服器和文学法理几个部分。从下面将介绍的《千字文》的内容可以看出,它比《急就篇》丰富得多。又如,整齐押韵是我国蒙学教材的传统。《急就篇》用的是三言、四言和七言韵语,以七言为主。而《千字文》全书一律用四言韵语,押韵自然,铿锵悦耳。再如,古代蒙学识字教材讲究一本书里不能有重复的字,但要表达出一定的内容。这就对编写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千字文》仅用不到《急就篇》一半的文字,却表达了更为丰富的内容,确实超乎其上。后人评论《千字文》,无不赞叹其编写之“巧”,称之为“绝妙文章”。 《千字文》篇幅短小,容易卒读,是其能够广泛流传的一个原因。汉代编写的蒙学教材,皆源于汉初的《苍颉篇》,然而篇幅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苍颉篇》3300字,已经不少了。而扬雄编的《训纂篇》增至5340字,班固作的续篇再增至7180字。这显然不适合用做启蒙识字的教材。《急就篇》的作者史游只是个黄门令,名声远不如扬雄、班同。然而汉中叶以后,《急就篇》广泛流行,其它蒙学书却失传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篇幅问题。《急就篇》2016字,《千字文》则进一步减少到了1000字。以后的《三字经》也是1000来字。 《千字文》语言优美,多用对仗,生动活泼,富于文采,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赞扬和提倡。例如开篇对天地宇宙的介绍: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闰余成岁,律吕调阳。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千字文》还有对自然风光的描写,是很美的。 渠荷的历,园莽抽条。 枇杷晚翠,梧桐蚤凋。 陈根委翳,落叶飘摇。 游鹍独运,凌摩绛霄。 而《急就篇》着重在罗列事物名称,语言过于质朴,缺乏文采和生气。例如: 冠帻簪篑结发纽。 头额頞 眉目耳。 鼻口唇舌 牙齿。 颊颐颈项肩臂肘。 捲腕节爪拇指手。…… 看来,它是要把某一方面的名物尽量搜集完全,集中在一起。另外、从发现的《苍颉篇》残简到今存的《急就篇》,都有利用汉字偏旁帮助儿童识字的意图。《千字文》及后来的《三字经》也是分类介绍名物,但是不求完备,是有选择的。 (二)战胜各种新编本 前已提及,在周兴嗣编《千字文》同时,先后编出的千字文还有好几种,然而别本皆不传,独周本盛传逾千年。在周本流传过程中,不断出现《千字文》的改编本或续编本,现在能见到的和见于著录的就有几十种。此外还有几种所谓万字文、五千字文、三千字文等。 改编和续编的用意,概括起来不外以下几类: (1)或认为《千字文》字数少,不够用,所以要增广补充。如宋侍其玮编《续千字文》,葛刚正编《重续千文》,明周履靖编《广易千文》等。 (2)或认为周编《千字文》内容庞杂,要用一千字专讲某一方面的知识。如宋胡寅编《叙古千文》,专叙历史,明李登编《正字千文》用于正字等等。 (3)或认为周编《千字文》进行封建思想教育作用不够,需要加强的。如何桂珍编、唐鉴作序的《训蒙千字文》,在清末极受道学家的推崇,被列为“训蒙必读书”之一。 另外、还有一种汉文、梵文、日文对照的《梵语千字文》(又名《梵唐千字文》),题三藏法师义净撰,是僧人学习翻译用的。 这些改编本或续编本,都曾在一时一地流行过,然而都不久不广,无一能同周编《千字文》相抗衡。张志公先生论及此事说:“今天看来,周编本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习惯力量不容易打破,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这些新编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不符合儿童的接受能力,也不符合初步识字的需要。这个事实,也许可以作我们编写教材的一个前车之鉴。” 张先生还说:周编《千字文》“所选的一千个字,都是古书上常用的,没有很生僻的字;用文言的标准看,多数的句子也是普通的结构,艰涩难懂的句子很少;引古书,用典故的地方有一些,不太多,也不算艰深。” 采用常用的字、词、语句,避免深奥难懂,是周编《千字文》的一大特点。这是它能战胜众多新编本,保持强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当初《千字文》取《急就篇》等古代蒙学教材而代之的一个重要因素。顾炎武在回顾蒙学教材发展史时就曾指出:“盖小学之书,自古有之。李斯以下,号为《三苍》,而《急就篇》最行于世。自南北朝以前,初学之童子,无不习之。而《千字文》则起于齐梁之世。今所传‘天地玄黄’者,为梁武帝命其臣周兴嗣取王羲之之遗字次韵成之。不独以文传,而又以其巧传。后之读者苦《三苍》之难,而便《千文》之易,于是至今为小学家恒用之书。” 顾指出“后之读者苦《三苍》之难”,说明其难有历史发展方面的原因,例如那时的常用字,后代不大用了。但是《千字文》较《三苍》为易,也是事实。后来的《三字经》则又比《千字文》通俗。可见,蒙学教材在发展中越来越注意到,既要有丰富内涵,又力求通俗易懂,以适合儿童之用。这是我国蒙学教材在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一条根本经验。 (三)同《百家姓》、《三字经》配合 宋元以降,《百家姓》、《三字经》风行于世。然而没有重演历史上的《千字文》出《急就篇》微的故事;《千字文》也不曾以“老资格”身份,把《百家姓》、《三字经》压制下去。相反,这三本蒙学教材在分别流传过程中,逐渐走向合作配套,成了蒙学通用的识字系列教材。于是有了“三、百、千”的称呼。 “三、百、千”能够合作配套,是因为它们都是经过历史考验的优秀教材,而且各有特点,能够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对儿童进行多方面的教育,达到蒙学集中识字阶段的任务。 首先,从字数上来看。我国蒙学采用初入学集中识字的办法。在较短时间内,使蒙童识得约两千字,然后进入讲解、阅读阶段。“三、百、千”中任何一篇或任何两篇的生字都不足两千;三篇合起来则正好敷两千之数。而且三本书的总字数为2612字(原本《三字经》1140字,加上《千字文》的千字和《百家姓》的472字,共计2612字。如以清代通行的《三字经》本的1248字计算,则三书合计为2720字),所学生字尚有一定的重复率。三本书篇幅都不大,儿童可以学完一本再学一本,始终保持新奇感觉和学习的积极性。 其次,从内容来看。三本书各有所长,配合使用则相得益彰,能够丰富儿童的智慧和思想。明人吕坤说得好:“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 《千字文》究竟含有什么样的“义理”,为什么这些义理受到古人重视和欢迎呢?这就需要仔细检阅《千字文》的内容。《千字文》介绍知识名物不象《三字经》那样系统完整,集中概括,但是在象是信手写来杂乱无章的内容中,却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 《千字文》开篇介绍宇宙、天地、自然,接着讲了文明社会的建立、三代兴替历史和理想政治形势;下面是大段关于伦理关系、道德修养和人生经验方面的内容。《千字文》这部分内容的安排是以天人合一、自然与社会统一、政治与道德一体的思想为线索的。关于伦理、道德、人生方面,既有儒家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说教;也有道家“性静情逸,心动神疲,守真志满,逐物意移”等内容;还有处事做人方面的经验和劝谕,其中一些内容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意义,是我们应当汲取的。如: 知过必改,德能莫忘。 罔谈彼短,靡恃己长。 信使可覆,器欲难量。 墨悲丝染,诗赞羔羊。…… 祸因恶积,福缘善庆。 尺璧非宝 寸阴是竞。…… 似兰斯馨。如松之盛。 川流不息 渊澄取映。 容止若思,言辞安定。 笃初诚美,慎终宜令。 第二部分,介绍二京(长安、洛阳)里帝王将相的豪华生活;历史上建功立业的贤相名将;祖国的山川大势;最后又一次归结到如何做人的问题上。这部分内容既是鼓励人们争取功名、为国出力;又有退隐田园,与大自然为伍的思想(“殆辱近耻,林皋幸即”,“索居闲处,沉默寂寥”,“求古寻论,散慮逍遥”等)。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奉行“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原则。倾心于庙堂之上,和钟情于田园之中,并不矛盾,而是一种从容进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第三部分讲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酒宴祭祀,读书发明等。最后,全书以读书作官渡过美好人生结束: 年矢每催,曦晖朗曜。 璇玑悬斡,晦魄环照。 指薪修祜,永绥吉劭。 矩步引领,俯仰廊庙。 束带矜庄,徘徊瞻眺。 孤陋寡闻,愚蒙等诮。 谓语助者,焉哉乎也。 从以上内容简介可知,《千字文》之“亦有义理”,主要是讲了人生学问,包括人伦关系、品德培养、人生经验、人生态度和追求等。其中有儒家思想,也有道家言论。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佛三教并存,日渐走向融合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在佛教盛行的南北朝时期产生的《千字文》,却丝毫没有佛家积善修行、消极人生的内容。“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梁武帝佞佛,竟四次舍身入寺被赎了回来。而奉武帝之命次韵的《千字文》竟然找不到佛的痕迹,坚持了我国教育非宗教化的历史传统,这是十分可贵的。《千字文》中反映的道家思想,是经过了玄学的发展,开始融进儒家思想,新时期里的道家思想。它的积极意义是把自然与名教结合起来,表现出珍惜人生,热爱自然,追求美好生活的态度。《千字文》把事物都写得那么美好,处处流露出欢快明朗的情绪,正是这种人生态度的反映。《千字文》也有封建思想道德教条,但是主要的倾向还是以情动人,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对人生问题的启发。 我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又以道家思想为重要的补充。在阳刚与阴柔、进取与退守、群体与个体等许多问题上都形成儒道互补的观点。很多知识分子在台上是儒家,在台下时又成了道家。我国文化发展的这种性质造成人们的共同心理,是《千字文》能够为社会所接受的原因。《千字文》的美学成就,使人乐于接受它所宣传人生道理。它所介绍的为人处事经验,都比较实在,受到人们重视。 《千字文》的内容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欢迎。但是对于初入蒙学的七、八岁的儿童来说,却是难以理解的。那末为什么它又在长时期里用做蒙学识字教材,成为“三、百、千”的组成部分呢?原因是蒙学集中识字阶段的教学,只要求能认字、背书,并不要求懂得多少内容。七、八岁儿童把《千字文》背熟,往往终生难忘。那么在他们以后的成长过程中将会逐渐理解其内容,反复加以体味。《千字文》远不如《三字经》通俗,却能与之并驾齐驱,既有《千字文》历史悠久方面的原因,更得力于文人、知识、分子对它的大力赞扬和提倡。 《千字文》在我国蒙学识字教材的发展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对《于字文》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王书田)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