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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1020—1077），宇子厚，因定居陕西郿县横渠镇，世称横渠先生。他是宋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又是理学的先驱。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对王廷相、王夫之、戴震产生了直接影响，而朱熹的道学（或称“理学”）和张载的理学观点亦有继承关系。 张载哲学思想的主流和最可贵的地方是“元气本体论”的朴素唯物主义。“元气本体论”是探讨宇宙的生成和运动变化问题，即宇宙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如何运动变化的？张载认为宇宙的本体就是“太虚”，它是无形的；但“太虚即气”，它由“气”生成，并非空虚无物的性质。所以“太虚”为万物之源，“气”乃万物产生的基因。用“气”来解释宇宙生成的最初本源，说明物质是第一性的。关于宇宙运动变化的问题，张载首先肯定宇宙是运动不息的实体，“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正蒙·参两》）“气”本身就是有聚有散、不断变化运动的状态。其次，张载认为宇宙能够运动变化的原因是在于“气”自身具有“浮沉、升降、动静”的本性，而这种本性之所以如此，就是由于“一物两体，气也。”（《正蒙·参两》）宇宙的本体是“气”构成的，但气不是凝固不变的止息状态，“气”之为物包涵着矛盾的统一状态。“凡环转之物，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参两》）这里不但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还具有初步的辩证法观点。张载还认为宇宙现象的变化有它的规律性，有一定的秩序。 《太和》说：“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动物》篇云：“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这都指明了宇宙间各种事物的运动变化不是杂而无章的，而是有它的规律性的。但是张载的哲学思想也有它自相矛盾、不彻底的地方。 张载的教育思想，继承了儒家孔孟的说教，就道德修养问题发挥了唯心主义的尽心，成性立论，为理学教育奠定了基石。 《经学理窟》是张载的重要的理学教育著作，这部著作分“周礼”、“诗书”、“宗法”、“礼乐”、“气质”、“义理”、“学大原上”、“学大原下”等十三篇。张载的其它著作也有关于教育的论述，这些和《经学理窟》共同构成张载的教育思想体系。 （一）人性论与教育 张载从元气本体论谈到人性问题，认为气有清浊，“清则无碍，无碍故神；反清为浊，浊则碍，碍则形。”（《正蒙·太和》）“形而后而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他把抽象的“天地之性”与具体的（即人的）”气质之性”对立起来，从唯物主义滑向唯心主义。并且提出“圣人”是能“尽性”者（尽天地之性者），一般人便须不断改变“气质之性”。逐步复归于“天地之性”。认为“气质之性”是恶的根源，“天地之性”才是纯全至善的境界。张载这种人性论与他的教育思想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并为理学教育提供了理论根据。 （二）论教育目的作用 张载从他的人性论出发，认为教育的作用是在变化气质。《经学理窟·义理》认为：“为学大益在自能变化气质”。《经学理窟·气质》认为：“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因为“气质之性”是罪恶之源，只有“天地之性”才是至善境界，教育作用就在于变化或移易“气质之性”而向“天地之性”靠拢。在张载看来，变化气质的途径是“知礼”、“守礼”礼即天地之德也”，“凡未成性（指天地之性），须礼以持之。”（《经学理窟·礼乐》）“礼”与“成性”的必然联系就是如此。再深入分析下去就是：“礼，天生自有分别，人须推原其自然。”（《经学理窟·礼乐》）宇宙万物的本来面目是千差万别的，虽同出于“气”，但“理一分殊”。所以“礼”也是“天地之性”的体现，“知礼”，“守礼”即为复归于“天地之性”的主要途径。张载从宇宙本体论演绎为人性论，又从人性论伸展到儒家的伦理道德观。 张载的教育思想，其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学如“圣人”。“所谓圣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正蒙·中正》）“圣人”是天生的，“学必如圣人”是后天培养的。张载的教育目的论，有神化“圣人”的性质，表现了他的唯心主义色彩。 （三）论学习内容 《经学理窟·义理》篇有张载关于学习内容的论述：“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诗》、《书》无舛杂。理虽杂出诸儒，亦若无害之处。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礼记》则是诸儒杂记。至如礼文不可不信，己之言礼，未必胜如诸儒。”要见圣人，无如《论》、《盂》为要。《论》、《孟》二书，于学者大足，只是须涵泳。”可知张载要求的学习内容是《论语》、《孟子》、《诗》、《书》、《中庸》、《大学》、《礼记》等儒家著作。他认为“《家语》、《国语》，虽于古事有所证明，然皆乱世之事，不可以证先王之法。”（同上）张载着重孔、盂“义理”之学，只主张“唯六经则须着循环，能使昼夜不息。”（同上）而对于其他书籍，如一般史书和医学书籍，他都不甚重视，认为史书“见得无可取，则可放下。”医书，虽圣人存此，亦不须大段学，不会亦不甚害事。会得不过惠及骨肉间，延得顷刻之生，决无长生之理。”（同上） 张载如此推重“义理”之学是与他的教育目的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如荀、杨皆不能知。”（《经学理窟·义理》）故主学者须“立天理”，“天理”即“圣人文章无定体，《诗》、《书》、《易》、《礼》、《春秋》，只随义理。”（《经学理窟·诗书》）“天理”“义理”的精髓就是“存心”、“尽性”。这样“义理”之学，与变化气质之性、复归天地之性有内在的思想联系。因为这样，就可以达到“如圣人”的教育目的。 另外张载推重“义理”之学，与他感到儒家道统已中绝，必须“为往圣继绝学”是大有关系的。张载提倡“立天理”，推重“义理”之学，是为了继承盂轲以后已经中绝的儒家道德。 （四）论教育和修养方法 关于教育和修养方法，张载谈到了下面几条： 1．勤学博文，以求义理。《经学理窟·气质》篇说：“孟子亦只言存养而已。此非可以聪明思虑，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学于文，以求义理。”这意思是说。聪明思虑之力并不能得到存心养性的功夫，通过“博学”，可以从中求得义理。《义理》篇说：“勤学所以修身世，博文所以崇德也。”“学愈博则义愈精微”，“矫惰为勤，方是有功”。且“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 2．矫恶为善、游心于义理之间。张载认为：“天资美不足为功，惟矫恶为善……方是为功”（《气质》），强调后天的自我修养。认为“知”虽重要，“行”更为重要，“知之而不信，而行之愈于不知矣。”“变化气质”是一个不断“矫恶为善”的过程，必须“思虑不违是心，”“拳拳服膺、出于牵勉”，“游心于义理之间”（《气质》）。要达到“游心于义理之间”，就要做到“居仁由义，……心和而体正”（《同上》），戒慎“灭天理而穷人欲”（《义理》）。 3．虚心一志，尽性寡欲。张载认为，变化气质与虚心一志有密切的关系。要想真正变化气质，就必须“虚心”，“一志。”正如《经学理窟·学大原上》所说：“心既虚则公平，公平则是非较易见，当为不当为之事自知。”“虚心”是不为私欲所蔽，不为外物所役，平心静气衡量是非；“一志”是不易其志，不为“气”所使。《正蒙·至当》云：“志大则才大，事业大。”《经学理窟·学大原下》云：“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 尽性寡欲在修养方法上和虚心一志同样重要：“尽性”是和“寡欲”相对立的，《经学理窟·学大原上》认为：“人人有利欲之心，与学者正相背驰，故学者要寡欲。”人欲不但蔽窒天理，为“尽性”的障碍。同时，“人欲无厌，而外物有限”（《学大原下》），节制人欲又是社会实际生活中的迫切需要。 以上三个方面大致可归为论修养的方法，在教育方法上，张载也有他很可贵的教育思想。 4．尽人之材。张载认为：“不尽材，不顾安，不由诚，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观可及处，然后告之。”（《张子全书·语录》）他认为每个人是差异的，“人与动植之类，已是大分不齐，于其类中又极有不齐。某尝谓天下之物无两个有相似者。……至于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声音形状莫有相同者。”（同上）正因为看到了个性差异，张载主张教人必尽人之材，尽人之材的做法就须从实际出发，这样才不致“误人”。 5．求其有渐。在认识到个性差异的基础上，张载注重从实际出发，在教育中注意教育过程是个积累渐进的过程，所以他说：“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如此可尽物之性。”（《语录》）要求教育者不要急于求成，对于学生不要求全责备，《经学理窟·学大原下》说：人岂不欲有所能己，安可责之？须求其有渐。”同时，他充分注意到教育内容的可行性和教育对象的可接受性。 （五）学习态度和读书方法 首先，他认为学习要谦虚而不自满，“人之好强者，以其所知可也。所知多则不自强满。学然后知不足；有若无，实若虚，此颜于之所以进也。”（《经学理窟·学大原下》）如果不自满，就会使自己好问求知。不懂装懂，是学习的大敌，“有不知，则有知；无不知，则无知。故曰：圣人未尝有知，由问乃有知也。”（《性理拾遗》）他认为“人多以老成，则不肯下问，故终身不知。”（同上）要做到不耻下问，关键在于“学者当无我。”（《经学理窟·学大原下》）。“以未知为已知，未学为已学”者的毛病就在于“不知求是为心”（同上）。 其次，他提出“学则须疑”，《学大原下》篇云：“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譬之行道者，将之南山，须问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则何尝有疑？”“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学则须疑”是一种很可贵的教育见解，是符合教育规律，有益于发挥思考、发展智力的重要命题。 再次，他注意到记诵对思考的重要意义。《经学理窟·义理》云：“经籍亦须记得。……记得便说得，说得便行得。”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这种见解是比较符合心理学的规律的。 （六）论“意乐”之效与教学相长 张载注意到心理情绪的好坏与学习的得、失的关系，《经学理窟·义理》云：“有急求义理复不得，于闲暇有时得。益意乐则易见，急而不乐则失之矣。”“急求义理”，心情紧张就不会得到好的学习效果；反之在闲暇中从容地体会，则易得到。对于教学相长，互相取益，《义理》说：“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绊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数次，己亦了此文义，二益也。对之必正衣冠、尊瞻视，三益也。尝以因己以坏人之材为之忧，则不敢堕，四益也”。这种积极的教育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可供我们今天借鉴。 和他的哲学思想一样，张载的教育思想中也有许多互相矛盾的地方。他毕竟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的许多教育思想是包含在他的哲学思想中的，他的教育思想的许多矛盾的产生也就不是偶然的。比如在认识论上，他一方面认为：“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正蒙·大心》）“人谓已有知，由耳目受也。”（同上）。表明他认为知识是由感官接触外物而得来，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可同时，他又说：“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同上），这样“德性所知”与“见闻之知”就处于矛盾对立中。张载有他自圆其说的理由：“诚明所知，乃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正蒙·诚明》）也就是说，“闻见之知”是“小知”，“德性所知”（即天德良知）”是“大知”，可贵的还是天赋的“良知”。这显然具有机械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而这种割裂认识论中各种因素的有机联系的机械论和唯心论和他的“穷理”的目的大有关系，“如只据己之闻见，所接几何？安能尽天下之心?所以欲其尽也。”（《语录》） 和他的自我矛盾没有统一的哲学思想相联系的教育观点是：“博学见闻”“闻见之善”与“尽性寡欲”，“游心于义理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这说明张载的认识论和教育思想还有很多不科学和不完善的地方。 张载的哲学思想为理学的完成起到了很大作用，他的教育思想中的许多成分也为朱熹等人所继承和发挥。（李惠彬）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