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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日休(约834一约883)，字逸少，后改字袭奚，自号鹿门子、闲气布衣、醉吟先生、醉士等，襄阳竟陵(今湖北省襄阳县境内)人。多数人把他看作是晚唐时期的一位杰出的散文家和诗人，而忽略了他在儒家教育尤其是经学教育思想方面作出的贡献。若想了解儒家教育思想在晚唐的变化和状况，皮日休是一个必须涉及的人物。 皮日休出身于平民家庭，祖上几代务农为生，皮日休从小过着清寒的生活，较接近下层人民。年幼时曾在家乡读书，后来到各地游历，足迹遍及两湖、安徽、河南等地。唐僖宗咸通丙戌(866年)中，到长安应试不中，住在寿州友人别墅之中将历年所作的诗文编成《皮子文薮》十卷凡二百篇。第二年(咸通8年，867年)登进士第，相继任军事判官、著作郎、国子博士、太常博士、翰林学士等职，后出为毗陵副使。其间与好友陆龟蒙交游唱和甚多，后有《松陵集》十卷传世。王仙芝、黄巢起义时避居江南，及乾符末年(约878年)黄巢军攻入江浙，皮日休加入了农民起义军，后随黄巢攻入长安，任翰林学士长达三年多，可惜不久便死去，终年仅30余岁。 由于皮日休后期的著作《皮氏鹿门家钞》九十卷、《胥台集》七卷等均已失传，仅存他的早期著作《皮子文薮》十卷和与陆龟蒙的唱和集《松陵唱和集》十卷。因此，可以见诸文字的皮日休的教育思想主要依据是《皮子文薮》。可能正是因为《皮子文薮》是在入仕和参加起义军之前写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对挽救唐王朝抱有幻想，对儒家经典、特别是孔孟、王通、韩愈的思想推崇备至。也正因为如此，《皮子文薮》对后来的儒家思想 才有较大的影响，受到后世文人学者的推崇。明人袁表在《题皮子文薮后》中写道：“唐文之变，变而至于道者，不可多得。其以文名世，不下数百家。若皮子日休文，善变而至道者，竟不尽传，良久事也。”许自昌作《刻文薮小引》亦称赞曰：“皮、陆（龟蒙）二子，在唐虽为晚，其学识渊茂，结构缜密，楚骚、汉赋，魏诗、唐律，咸卓然可观，自出机轴，不随人脚踵，恐不得以晚唐少之。”到清代辑《四库全书》，“文薮提要”曰：“今观集中书、序、论、辨诸作，亦多能原本经术，其《清孟子为学科》、《请韩愈配享太学》二书，在唐人尤为卓识，不得谨以词章目之。”从儒学发展的角度，充分肯定了皮日休的地位和作用。生活在唐末动荡年代中的皮日休，主要接受的是儒家正统的教育，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他说：“吾欲以明哲之性辨君臣之分兮，定文物之数。吾欲以正讦之道兮，进忠贤而退奸竖。吾欲以醇酿之化兮，反当今而为往古。”努力追随韩愈的“复古”主张。在《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中，他高度赞扬了王通、韩愈在唐代儒学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王通能上承孟子、荀卿，继承儒学正统。使被遮蔽多年的儒学一朝得释。而韩愈则能以身行道，在佛道盛行，儒学衰危之时维护着弘扬了孔学。他说：“仲尼之道，否于周秦，而昏于汉魏，息于晋宋，而鬱于陈隋。遇于吾唐，万世之愤，一朝而释。傥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圣人之道，口吐圣人之言。行若颜、闵，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于夫子之侧，愚又不知尊先圣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传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贞观、开元，其传者醨，其继者浅，或引刑名以为文，或援纵横以为理，或作词赋以为雅，文中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焉。文公之文，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千百士之作，释其卷，观其词，无不裨造化，补时政， 公之力也。公之文曰：‘仆自度，若世无孔子，仆不当在弟子之列。’设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末必不在四科焉。国家以二十二贤者，代用其书，垂于国胄，并配于孔圣庙堂，其为典礼也大矣美矣。荀以代用其书，不能以释圣人之辞，笺圣人之义哉？况有身行其道，口传其文，吾唐以来，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二贤之列，则未闻乎典礼为备。伏请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则自兹以后，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皮日休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推崇王通、韩愈等人的目的是使“孔道巍然而自正”，而对杨、墨、释、老，则要狠命蹴之、蹂之，使之不能与儒学争雄，确保儒学独尊的地位。太学为儒学重要世袭领地，尊孔及诸贤已绎形成声势，对学生影响颇为直接，若再以本朝大儒配享，则更有利于儒学的发展。皮日休清楚地知道：“圣人之道，不过乎求用。用于生前，则一时可知也；用于死后，则百世可知也。”树立韩愈，不仅为当世之用，为儒学复兴，更为今后社会文化的发展。 在皮日休看来，唐代300年的文化，虽说发达兴隆，但不脱周公孔子实践和学说的范围。因此，后世之“制礼作乐，宜取周书孔策为标准也。”至于不能以言拒杨墨、抑佛老者，皆“圣徒之罪人矣。”要维护封建统治的安定，就必须行儒家圣人之道。“圣人之道犹坦途，诸子之道犹斜径。坦途无不之也，斜径亦无不之也。然适坦途者有津梁，之斜径者苦荊棘。”“天有造化，圣人以教化裨之，地有生育，圣人以养育裨之；四时有信，圣人以诚信裨之；两曜有明，圣人以文明裨之。”天下万物不能自顺其化，受到种种制约，有圣人之道裨之则可教民易使。如此，“化之未朞(期)年，民安而国富。” 独尊儒术，首要尊孔。唐代尊孔之所以胜过前朝，是因为唐人看到孔于是儒学旗帜，孔子的学说是封建文教乃至整个统治政策的理论基础和体现。皮日休在《襄州孔子庙学记》中写到：“伟哉!夫子!后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没，知天地而终。非日非光，光之所及者远；不江不海，浸之所及者溥。三代礼乐，吾知其损益，百王宪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亲，家国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诠期有物；释来可证其无生。一以贯之，我先师夫子圣人也。帝之圣者曰尧，王之圣者曰禹，师之圣者曰夫子。尧之德有时而息；禹之功有时而穷；夫子之道久而弥芳，远而弥光。用之则昌，舍之则亡。昔否于周，今泰于唐。……”正因为唐代统治者把孔子抬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上，所以唐朝的统治才持续了数百年。 独尊儒术便要设学而教。“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则荒其业，下则偷其言。业而可荒，文蔽也；言而可偷，训薄也。故圣人懼是寝移其化，上自天子，下至子男，必立庠以化之，设序以教之。犹歉然不足，士有业高训深，必诎礼以延之，越爵以贵之，俾庠声序音，玲珑于珩珮，锵訇于金石，此圣人之至治也。今国家立成均之业，其礼盛于周，其品广于汉，其诎礼越爵，又甚于前世，而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圣人之为文也，为经约乎史，赞《易》近乎《象》、《诗》、《书》止乎删，《礼》、《乐》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仪形乎千万世，百王更命迭号，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于鬼神，其妙妙于玄造，后之人苟不能行。决旬释者，猶万物但被玄造之化者耶。故万物但化而已，不知玄造之源也。夫六艺之于人，又何异于是？” 皮日休认为设庠序，行教化，尚六籍，发儒风，是教育部门应当及时抓好的大事。西域氏（即佛教之入）虽为儒学发展的劲敌，但其授徒能精于讲读训释，可为太学的管理和教学人员借鉴和重视。儒家既然有千百年的办学传统，又有丰富的典籍，应该担负起教化的重任。皮日休虽没有明确提出建立各种等级的教育以形成儒家的教育体系，但他主张立庠序，抓成均，就是借各级学校的古称谓来表达自己兴学崇儒，重建独尊儒术教育制度的思想。 民本主义教育思想是传统儒家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特别在《孟子》一书中表现得较突出。可是，历代虽然都有人推崇孟子及其著作，但《孟子》一书一直没有被列入官订教材之内，中唐之后，唐代朝廷诏刻开成石经，《孟子》仍没有被列入其中。皮日休在《请孟子为学科书》一文中，特别强调《孟子》虽非经，而与经学精神不违。他说：“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经、史。又率于子者，则圣人之盗也。夫《孟子》之文，灿若经传。天惜其道，不烬于秦。自汉氏得之，常置博士，以专其学。故其文继乎六艺，光乎百氏。真圣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哗哗于前，其书没没于后。得非道拘乎正，文极乎奥，有好邪者惮正而不举；嗜浅者鄙奥而无称耶?盖仲尼爱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后之人将爱仲尼者，其嗜，在《孟子》矣。呜呼!古之士，以汤、武为逆取者，其不读《孟子》乎？以杨、墨为达智者，其不读《孟子》乎？曰是观之，《孟子》之功利于人亦不轻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经外，其次有熟庄周列子书者，亦登于科。其诱善也虽深，而悬科也未正。夫庄周之文，荒唐之文也。读之可以为方外之士，习之可以为鸿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时补教为志哉？伏请命有司，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苟若视也，不谢汉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行、圣化无补，则可刑其言者。”皮日休这一段议论，首先要把《孟子》从子书推到儒经的高度。在他看来，《孟子》书中的民本主义色彩，与商汤、周武的所作所为是相同而不悖的。孟子是孔子的真传和“亚圣”，他与孔子不同的地方在干“逆取”。从反面批评“好邪”、“惮正”之人，因此为统治者所排斥。其实，对于统治者来说，《孟子》虽有“轻君”的思想，但轻的是昏君，其学说虽深奥，但其“功利于人亦不轻”，特别可以在国家衰败时“救时补教”，使儒道可行，圣化可补，并能有效地抵制庄、列等荒唐，方外之言的困扰。 皮日休推崇孟子，力主将其列入官定教材，除了受先贤董仲舒、韩愈等人的影响而外，还有他自己的体验。在《秦穆谥缪论》中，开卷则书：“圣人务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见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见其德焉。”至于如何实行统治，皮日休认为要得民心，要像以往的儒家先贤那样实行“教化”。在《读司马法》中他说：“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从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汉、魏尚权，驱赤子于利刃之下，争寸土于百战之内，由士为诸侯，由诸侯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战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群乎？……孟子曰：‘我善为阵，我善为战，大罪也。’使后之君于民有是者，虽不得土，吾以为犹土焉。”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思想和主张。从推崇孟子到主张行教化，皮日休走的仍是传统儒家推行民本主义教育思想的路子，过去的历史与当时的现实都说明，对民众的压榨与巧取豪夺，只能加速统治者的灭亡。相反，善于教化引导，以纲常伦理约束之，则可保持相对安定的局面。唐王朝之所以能绵延数百年，衰而复兴，就是因为在开国之初唐太宗李世民就认真总结了前朝统治的历史经验。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通过他的经历，通过他与民众的广泛接触，作为唐王朝行将灭亡时期的儒家文人皮日休，看到了正在酝酿着的民众的反抗怒火，因此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根据传统儒家的理论，要求统治者尊重民众，施行仁政，推行教化，但是这种种努力都只能成为徒劳。 在皮日休教育思想中，有一部分是有理学色彩的。为了系统地说明“文贵穷理、理贵原情”的理学主张，皮日休在推崇王通、韩愈的同时，专门写了《十原》十篇，挖掘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和本质。在《十原》首篇《十原系述》中他指出：“夫原者，何也？原其所自始也。穷大圣之始性，根古人之终义，其在十原乎？谁能穷理尽性，通幽洞微。为吾补《三坟》之逸篇，修《五典》之堕策，重为圣人之一经者哉？否则，吾于文，尚有歉然者哉。”充分表现了他对“穷理尽性”，“重为圣人之经”的宏大报负。对于“理”与“性”，在隋唐以前虽有不少学者关注，但始终不如佛道各家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之深。到中唐以后，李翱著《复性书》，吸收了不少佛教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迈出了传统儒学向理学过渡的重要一步。到了唐末，儒家学者更加注重有关的哲学问题，使儒学思想的理论色彩更为浓重，皮日休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在《原化》一节中他说：“或曰： ‘圣人之化，出于三皇，成于五帝，定于周、孔。其质也，道德仁义；其文也，《诗》《书》、《礼》、《乐》。此万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理者也。至于东汉，西域之教，始流中夏。其民也，举族生敬，尽财施济，子去其父，夫亡其妻，蚩蚩 ，慕其风蹈其梱者，若百川荡滉不可止也，何哉？所谓圣人之化者，不日化民乎？今知化者，唯西域氏而已矣。有言圣人之化者，则比户以为嗤。岂圣人之化，不及于西域氏邪？何其戾也如是!’曰：‘天未厌乱，不世世生圣人，其道则存乎言，其教则在乎文。有违其言，悖其教者，即戾矣。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杨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岳其基，而溟其源，乱于杨、墨也甚矣。如是为士，则孰有孟子哉？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之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皮日休认为，“一尧民之善，岂能化天下黎民之恶哉？”化民之难是众所周知的，必须要通过文教、礼乐才能改变其状况。作为一个学者，也要效法孟子、韩愈等人，作卫道之士。 和前人不同，皮日休不仅强调“文贵穷理”，也强调了“理贵原情”。既突出了教育的政治性和道德性，也强调了理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它不仅要与传统的伦理道德相一致，也要顾及黎民百姓的基本情况和要求，作到“圣人汲汲于民”。“劳一心而安天下。”“天之利下民，其仁至矣。未有美于味而民不知者；便于用而民不由者；原于生而民不求者。”如“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国扼其吭， 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只有使合于民情的道理为君臣所接受，则可出现圣贤之世。这与前面提到的他的民本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与宋儒提出的“存天理、天人欲”的主张又有本质的区别。元代著名学者许衡也曾注重治理民生，认为理是调节人欲，而非禁灭人欲。“礼要因人情之固有”。“尧舜之治天下，因人情而已。”认为道德伦常应该建立在人情、人欲的基础之上，而非为专门压抑人情、人欲而定。在这点上他与皮日休是一致的。 对于理学教育思想的先驱王通，皮日休曾给予很高的评价，皮日休将王通与孟子相比，充分肯定了王通的儒学领袖地位和学术成就，并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王通的思想。 儒术之道，其奥藏天地，其明烛鬼神。”如此至奥至明的学说如何向人们传授呢？皮日休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子嘗谓心为已帝，耳目为辅相，四肢为诸侯。己帝苟不德，则辅相叛，诸侯乱。古之人，先天下，丧国家者，良由是也。帝身且不德，能帝天下乎？能主国家乎？”要作到“安不忘危、慎不忘节、穷不忘操、贵不忘道。”把人的修养、善恶和成败都归之于“心”之“德”否。“大化之精，孕之曰‘人’。大纯之灵，形之曰‘心’，心由是君，身由是臣。”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在德善之心统领之下，口、耳、目、手、足应各司其职。口应“无多言”，出为忠臣，言则及君。入为孝子，言则及亲。非君与亲，则宜默云，“禁谤讪猜毁，不嗜酒嗜味，“以道为饮，以文为食。”“中庸之士，由兹保身。”耳应“听于无听，默默玄性。闻于无闻，洋洋化源。”“勿恃己善”、“勿矜已艺”、“勿耽郑声”、“勿信美谈”。要明白“听悮多害、听妄多败。近贤则聪，近愚则聩。”目应“高视古人，有如邻里。”勿视邦禄，视于人纪。惟书有色，艳于西子。惟文有华，秀于百卉。见彼之倨，污甚塗炭。见彼之贤，绵甚葛 。勿顾万阶，紊吾大志。勿视怨府，损吾高义。入吾明者，何人而已。古之忠臣，古之孝子。上立大业，中光信史，荀不善是，蚊蟓之类。”手应“屈伸由己。勿执乱权，勿树贼子。勿秉非道，勿持非理。勿挤孤危，勿援奸宄。”作事要慎而又慎，“为而不矜，作而不恃。智如公 ，勿为小巧。机如偃师，勿为奇伎。身高道端，毫直国史。”足则应“居必择地，行必依贤。勿践乱阶，勿履利门。”基本是按传统儒家的思想和道德来约束自己。另外，皮日休还主张“静”，强调要有的修养功夫。他认为，“动生于欲，行生于为，欲则不妄，为则不疑。”坦道如砥，履过蒺藜。”“日慎一日，言兹在兹。”“冥冥默默，惟道之域。处不违仁，居无悖德。……成吾高风，唯静之力。”认为“静”则可置人于道、德、仁、爱之域，摆脱欲、妄、危、乱的干扰。在这些方面对宋代理学有很大影响。在中国思想史上。佛道各家曾较早地提倡“静”，而儒家在这方面则较晚。皮日休将“静”作为修身方法引入教育理沦，也是对儒家教育思想的一种发展。 总之，皮日休在唐末儒家思想领域中是极有影响的重要人物。《重刊宋本文薮序》曾写道：“皮子起衰周后千余年，当韩子道未光大之时，独能高出李伯泰、司马君实诸公所见，而创其说，继李汉、皇甫持正诸人，而力致其尊崇。非知孟、韩之深，而具有知言知人之识者，能乎？昔范文正以《中庸》授横渠张子，论者谓：‘有宋一代，道学实自文正唱之。’然则孟子之得继孔、曾，思，而称‘四子’，韩子之能超轶荀、杨，而上配孟子，虽经程、朱、欧，苏诸公表章论定，即谓其议，实自皮子开之，可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持同论。可见在唐宋之交，皮日休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和发展是很有积极意义和影响的。反映出儒佛道各家在多次交锋后的进一步相互浸透，及其在儒学正统派思想上发生的重要变化。研究唐末五代思想史者，必须认真分析皮日休的地位及特点。（程方平）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