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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前53一后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末年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家境清寒，少年时好学，曾从蜀郡著名道家学者严君平受业，颇为欣赏他的德行风范。当时正是儒家经学昌盛时期，各学派都有对经文逐句逐字解说阐发的章句，读书人也多埋头于研习章句，以求学通一经而作为进身之阶。扬雄对这种繁琐、拘谨的章句之学不感兴趣，读书只求通晓训诂大义即可，而致力于"博览"和"深思"。他为人清静无为，恬淡于功名富贵，也不愿为谋取世人称誉而矫饰自己的行为。年轻时喜好辞赋，以司马相如的作品为效法的楷模。汉成帝时来到京城，任黄门侍郎。由于不善于巴结权贵，故长期不得升迁。直至王莽称帝后，按年资才转为大夫，职务只是在天禄阁上校书而已。一生始终未得重用，后期潜心于学术著述和收徒讲学。 扬雄的著述很多，其所撰诗赋文章已多有散佚，宋代人取《汉书》、《文选》及《古文苑》所载40多篇，辑为文集5卷。他的主要理论著作是《太玄》和《法言》。据《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此外，他还撰有《训纂》、《方言》等语言文字书和《官箴》、《州箴》等处世箴言书。 《法言》是扬雄晚年之作，成书于王莽称帝前夕。《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自述该书写作目的，主要是因为诸子各逞其智，诋毀圣人，多为怪迂析辩诡辞，以干扰世事，迷惑大众，所以需要用圣人之道的法则予以批驳，以明辨是非。中华书局《诸子集成》采北宋治平年间国子监本《扬子法言》，全书共13卷，标题依次为：学行，吾子、修身、问道、问神、问明、寡见、五百、先知、重黎、渊骞、君子、孝至。《法言》仿效《论语》的体裁，多为简短的答问、解说或反驳，当是扬雄从事教学活动的实录，但也不排除作者设问自答的内容。标题命名方式也类似于《论语》。但各篇都有集中论述的内容范围，即《自序》中所概括的各篇大略。与《论语》各卷缺乏中心议题和编排条理相比是一个改进，更便于后人学习、研究和参考借鉴。 扬雄的思想虽有道家和阴阳家的影响印记，但在人生观和社会政治观方面则基本上属于儒家。他将孔子奉为"神明"，推崇仲尼之道为"关百圣而不堑，蔽天地而不耻"。 赞扬孟子之道同于孔子，能力辟邪说，并"窃自比于孟子" 。指责荀子与儒家是"同门而异户" ，开后世扬孟抑荀之端。他对老、庄、扬、墨、申、韩等先秦诸子以至《淮南子》、《史记》的学术思想均有批评，可见扬雄足以正统儒学的捍卫者而自居。但他又不是一概否定诸子，例如他认为老子讲道德、庄子讲少欲、邹衍讲自恃，都是可取的。他也不赞成拘泥于圣人成说，而是认为"往圣之法"不可以"洽将来"，主张"可则因，否则革" 。即使是经典也可以加以"损益"。扬雄对儒家思想既有因袭和继承，也有改革和创新，在教育思想方面也是如此。 （一）"学者，所以修性也"。 扬雄在综合前代人性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性善恶混的观点。他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 善恶混并非善恶不分，而是善恶混杂，即人性中既有善的因素，又有恶的因素，其发展有成为善人或成为恶人的两种可能性，如何发展则完全取决于后天之所"修"。他在《学行》篇中指出"习非"可以"胜是"，"习是"可以"胜非"，"学则正，否则邪"。可见学习对人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扬雄的人性论直接继承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观点，而对人性本质的阐述，尽管其仍未摆脱承认天赋道德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但综合了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立论更为全面；也不同于"性三品"说所鼓吹的上品性善、下品性恶、中品可恶可善的机械划分，而认为善恶是兼承于人性中的对立因素，人人皆有善有恶，人人皆可为善为恶，承认转化的可能，因而说服力更强一些。特别是在强调环境和教育的决定作用上，具有更充分的立论前提。 扬雄对当时各种否认、怀疑学习的意义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和澄清。《学行》篇中针对老子鼓吹"绝学无忧"的观点，指出："人而不学，虽无忧，如禽何？"又针对"学无益也"的悲观思想，以磨刀硺玉为喻，强调只要努力学习、修行，就有可能成为君子以至圣贤，圣人和一般人的差别并不像鸟兽与凤凰、麒麟的差別那样不可逾越。可能会有"求而不得者"，但"不求而得之者"是绝对没有的。因此人要想上进就必须求学，如果主观上没有追求，那此人就毫无希望了。学习的意义在于"修性"，最终"求为君子也"。扬雄极力宣扬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说成是基于天性，就像人体有四肢一样，只有具备这些道德规范才称得上是健全之人。 扬雄阐述了教化为治同之本的传统儒家观点。他主张"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 ，以此作为施政方略。《先知》篇中论及为政之道，认为"民可使觌德，不可使觌刑。觌德则纯，觌刑则乱"。礼教就像"川有防，器有范"那样，能更为有效地防范乱患。告诫统治者不应在律令上下功夫，而应"张其纲纪，论其教化，导之以仁，临之以廉正，修之以礼义"。如能使百姓以仁为利，以义为乐，并以美名来鼓励、引导他们向善，也就可以为政日新了。 （二）"大人之学也为道"。 汉代建立察举制度以选拔人才，极大地调动起士人的学习积极性，但也助长了追求功名利禄的学习动机。有人公开向扬雄表示，只有"发策决科"的内容他才去学。扬雄一针见血地指出："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子为道乎？为利乎？" 他认为为利禄而学，终究不过是个小人而已，要想学为君子，就必须像圣人那样，"重其道而轻其禄" ，这是个人修养上进的关键。 扬雄认为圣人之道的精萃集中在五经之中。他赞叹说："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人郛。" 他还具体阐述了各经的特长："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 学问之博大、精深、纯正可以说非五经莫属，故"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是没有的，"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也是不可能"识道"的 。这样唯尊经典而贬斥诸子是恪守儒家正统的狭隘成见。 为了识道、行道，扬雄主张学习应由"博"返"约"。他认为"博"是"约"的前提："寡闻则无约也。" 他提倡多闻、多见："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但是，一般人多知则易导致"杂"。这种知识越多越成为上进的累赘，只有"多闻见而识乎正道者"才有"至识" 。所以"博"有待于提高到"约"的层次："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 "约"的标准就是圣人之道："众言淆乱，则折诸圣。" 圣人在世时以其人为则，圣人去世后以其书为则。他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 这些人是掌握不了大义、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五百》篇中针对有人攻击五经"支离"难学的论调，指出："盖其所以为简易也。"一旦达到简易的程度，也就不觉得支离了。君子之道体现在"易"字上，即简而易用，要而易守，炳而易见，法而易言，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效应。而要达到这四“易”，“约”是必不可缺的。由"博"返"约"体现了学习深造的正确途径，但以圣人之道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则是唯心主义的。 （三）"君子强学而力行"。 扬雄将孔子之道誉为"卓之至也"，圣人之经亦"不可使易知" ，故学习、修身非下大功夫不可。他指出："君子强学而力行。" 他以"百川学海而至于海(因川流不息)，丘陵学山不至于山（因静止不长）"为喻，说明学习必须持之以恒，方能达到目标。道德修养也是如此。他指出："常修德者，本也；见异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 他强调时时刻刻都应躬行正道而排除杂念，即所谓"君子正而不他" ，"动则成德" 。特别是要在每一细小环节均严格要求自己，即所谓"君子微慎厥德" 。这些都是修身的重要原则，要做到是很不容易的，扬雄认为有时靠"性"（天资或自觉的本性），有时靠"强"（顽强努力甚至勉强而行），但目的都是一致的。 学习和修身为的是行道。《学行》篇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即为："学，行之，上也。"付诸实行是学习成果的最高体现，次一等的为成言立论，能用来教授他人又为其次，如果三者都做不到，那就和不学习的众人一样，也就等于白学了。《五百》篇中论及君子处世"仕则欲行其义，居则欲彰其道"。即使是求仕，也以行道为本，而不能"委己而从人"。既然是以行为上，则必须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言语、行为和写作，尽量做到"事"与"辞"相称，反对那种"无验而言之" 的虚妄作风。这些原则在治学和修身方面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师者，人之模范也"。 扬雄高度推崇教师的作用。他指出："务学不如务求师。" 致力于自己学习，还不如致力于寻求合适的教师，这也是符合当时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现实需要的。汉代各派经学均由其宗师创立，例如《易》有施、孟、梁丘三家，《书》有大、小夏侯和欧阳三家，等等，均为朝廷立为博士官学，作为经学的规范，学者逐代相承，这就是扬雄所说的："一哄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书，必立之师。" 各学派通过师传关系得以延续，而学者必须恪守师法家法，方能取得社会公认的学术地位。这样，学术继承的师生关系就类同于血缘继承的父子关系。扬雄形象地类比为："呱呱之子，各识其亲； 之学，各习其师。" 这种局面是汉代教育家均高度重视教师作用和地位的客观原因。 基于这一思想，扬雄强调教学活动中教师的主导地位。他感叹说："师哉，师哉!桐子之命也。" "桐子"指缺乏知识和经验的青少年，他们未来的命运可以说是取决于教师的。正是由于教师对学生影响极大，因此对教师的要求也相当高。他说："师者，人之模范也。" 教师本人应成为学生效法的楷模，在作人的各个方面均需起表率作用，最根本的要求是行其义，彰其道，"事不厌，教不倦" 。扬雄感叹当时"模不模，范不范"的庸师比比皆是，他贬斥那些"小每知之"便自命为师者，认为这些人怎么可以算作教师呢？天下小事甚多，如果知道一点小事就可称师的话，这类教师必然太多也太不值钱了。因此他强调："师之贵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师亦贱矣。" 也就是要求教师掌握圣人之道。这样，扬雄就把为师的标准与治学的要求统一起来，体现了他唯尊儒学的立场。 《法言》一书问世后颇受学者重视。《汉书·扬雄传》记载："《法言》大行，而《玄》（即《太玄》）终不显。"该书在东汉期间广泛流传，在唐宋以后仍有较大影响。《法言》在重教、劝学、行道、修德和尊师等方面均有较为精辟的观点，在论述性与习、学与行、博与约等关系问题上有引入注目的见解。其缺点在于一味推崇儒家圣人之道和经典文献，从而限制了学习的范围和思维的发展。只是原则性地泛谈教育的作用及学习的目的、态度等，对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罕有涉及。（俞启定）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