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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在张载看来是广大无限，贯通天地人的一贯之道：“中正然后贯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盖得正则得所止，得所止则可以弘而至于大。”（《正蒙·中正篇》）君子如果能行中道，身心俱正，使天下之道贯通于一心。张载这里意在从修养上强调君子以恪守正道为贵。君子以恪守正道，就能达到至善之境；达到至善之境，就能以自己的道德人格感化别人，影响世道人心，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张载又称中正为大中至正之道。“大中至正之极，文必能致其用，约必能感而通。其未至于此，其视圣人，恍惚前后，不可为像，此颜子之叹乎！”（《正蒙·中正篇》）如果能够事事皆中，无所不中；处处皆正，无所不正，就能贯通天下的大道。 概括地说，以上三者可以归结为一：中和。三而一，一而三，怎么实现和，只有通过中。中和则成为实现太和之道，天地人一体和身心和谐的基本方法。 四、张载和哲学实践途径：礼乐、井田、宗法 张载是著名的礼学家，精通三礼，把提倡礼乐视为实践社会和谐的途径，非常重视通过礼乐的实践来调养和气，培养和德。《正蒙·有德篇》云：“君子宁言之不顾，不规规于非义之信；宁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礼之恭；宁孤立无助，不失亲于可贱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礼节之也。”作为君子知道和谐的道理，知道怎么与人和谐相处当然，但和不是无原则的苟合，必须以礼来节制。在礼乐文化中，礼的功能是节，乐的功能是和，礼与乐必须相互配合，相辅相成，二元一体，缺一不可。通过礼乐不同功能的配合，不是单纯地讲“和为贵”，而是强调还要“以礼节”。 儒家礼乐文化认为乐可以培养人的中和之德，使天地人神乃至万物彼此感应，和谐共乐。张载注重发挥礼乐中乐“和”的功能，在《经学理窟·礼乐》提出“古乐所以养人德性中和之气”，因为“声音之道，与天地同和，与政通。蚕吐丝而商弦绝，正与天地相应。方蚕吐丝，木之气极盛之时，商金之气衰。……方春木当盛，却金气不衰，便是不和，不与天地之气相应。”（《经学理窟·礼乐》）这里涉及到五行相生相克、五行与五声和合的问题。张载对当时古乐的衰微深感忧戚，他说：今之言乐者“止以求哀，故晋平公曰：‘音无哀于此乎？’哀则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则入于噍杀，太下则入于单缓。盖穷本知变，乐之情也。”“先王之乐，必须律以考其声，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为难。求中声须得律，律不得则中声无由见。”（《经学理窟·礼乐》）音乐不能太悲戚，也不能太快乐，要符合中和之到，才有中和之美；律吕不仅仅是个音乐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牵涉到能否求得中声。“移人者莫甚于郑卫，未成性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戒颜回也。今之琴亦不远郑卫，古音必不如是。古音只是长言，声依于永，于声之转处过，得声和婉，决无预前定下腔子。”（《经学理窟·礼乐》）郑卫之音，自古以为邪淫之乐，移人太甚；今之琴与郑卫不远，已经不能象古音那样“得声和婉”。 张载非常重视礼的时措之宜，即时中问题。他说：“时措之宜便是礼，礼即时措时中见之事业者，非礼之礼，非义之义，但非时中者皆是也。……时中之义甚大，须是精义入神以致用，始得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此则真义理也；行其典礼而不达会通，则有非时中者矣。礼亦有不须变者，如天叙天秩，如何可变！礼不必皆出于人，至如无人，天地之礼自然而有，何假于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之而已，此所以为礼也。学者有专以礼出于人，而不知礼本天之自然，告子专以义为外，而不知所以行义由内也，皆非也，当合内外之道。” 他认为时措之宜就是礼，许多非礼之礼，非义之义，都是没有讲时中的结果。他挖掘出时中的意蕴，精义入神，会通典礼；强调礼是对天地自然秩序的模拟，不可变，也是内在于人的心性而形成的外在规范的，是合内外之道。 张载依据北宋社会矛盾的状况，提出了恢复井田与宗法，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思想。首先，张载看到贫富不均是当时社会的根本问题，如不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任何政治措施都是谋求暂时利益的苟且的办法而已。因此，他针对当时社会严重的土地兼并，农民失地问题，张载有的放矢地提出井田制改良方案。他取《周礼》之意提出他的“井田”学说，要求把田地收归国有，然后分给人民，“人受一方”，“以田授民”（《经学理窟》），废除招佃耕种和出租土地，“不得如分种，如租种”（《经学理窟》）。宋代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说张载“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见。论治人先务，未始不以经界为急，讲求法制，要之可行于今，如有用我者，举而措之尔。”“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经学理窟·周礼》）。显然，张载呼吁恢复井田制，主要是因为当时土地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完全失去了周道的均平精神。张载的均平绝不是墨子的“爱无差等”的“兼爱”社会，而是有着强烈的等级层次性的。对此，他在通过宇宙论、本体论上的论证，认为绝对的平均只能造成无序和混乱。因此，张载要求统治者尽量满足人民的欲求，消除两极分化，避免社会冲突，由此引起的社会不公和社会冲突才得以调适，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这些想法代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但其中所含的社会和谐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正，维护社会持续稳定的发展仍然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其次，为了应对和农村宗族瓦解引发的相关社会问题，张载又主张恢复“三代”宗法及宗子制度。《经学理窟·宗法》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里强调立宗子法具有管人心，收宗族，使人知来处，讲恩义、重亲情的作用，这样对社会和谐稳定大有益处。张载主张用宗法原则来确立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君主是父母的长子，也就是长兄。而大臣就是长兄家中的管事。对于社会上的老者、尊者，要以孝敬父母的心情去对待他们，对于孤寡残幼之人，要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照顾他们。社会中所有的残废穷苦的人都是自己家中特别困苦的兄弟，应该予以同情。因为从自然到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庭，认为只有通过宗法原则的落实来体现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和谐共生的理想。 结语 社会激荡、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促使张载对“和”哲学进行广泛思考，揭示了“和”哲学的多重构成，不同层面的理论建构反映论了他对和哲学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达到了那个时代最高的理论思维水平。更为可贵的是张载并没有满足于只提出精密的哲学体系，他还提出了实践“和”哲学的方法论：中和、中道、中正；实践“和”哲学的途径：礼乐、井田、宗法。这些思想和方法、途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问题，应对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难题仍然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可以以“推陈出新”的思路认真地进行研究和总结，“古为今用”，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提供思想资源和智能支持。 注释 [①]《宋元学案》第一册第730页，中华书局1986年。 [②]《宋元学案》第一册第730页，中华书局1986年。 原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