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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那么如何来“与民同乐”呢?换句话说，如何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境况，如何来实现“足民”呢?儒家认为首先必须“制民恒产”。在儒家看来，人民之所以不能“同乐”、之所以贫苦，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赖以维持生产和生活的物质财产，而为了避免“救死而恐不赡”，更为了“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梁惠王上》)，儒家强调必须“制民之产”，“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所谓“制民之产”，从儒家的论述来看，实则给人民提供一定的土地资产，使其有稳定的衣食来源。如孟子就提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汗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所谓“正经界”，借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则是明晰地权和产权，而其实际内容是保证人民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也就是所谓的“恒产”。儒家认为不论是对于人民的生活，还是对于国家的稳定来说，这都是必不可少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孟子·梁惠王上》)。 “恒产”的具体内容大致说来就是使人民每户都有百亩之田可耕，有五亩之宅可住，家家还栽种桑树，并养鸡、豚、狗、豕等家畜。看来儒家所谓的“恒产”，是每户在一定的田地之外，还有宽敞的居住地，在主业种粮之外，还有可观的副业，可出产相当的农副产品。儒家深信，有了这样的“恒产”，人民在灾荒之年就能免于饥饿，免于“转死于沟壑”；如果遇上丰年，则衣食无忧，还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更可过上“衣帛、食肉”的富裕生活，诚如孟子所描绘：“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 其次则是“薄税敛”。儒家认为减轻赋税是改善民生，实现与民同乐的另一重要措施。儒家坚决反对刻剥人民的“苛政”和暴政，倡导少取多予、善待人民的“仁政”。孔子就要求统治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要求他们“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孔子还呼吁统治者要向三代的圣王学习，要向尧舜那样，“博施济众”，要向周公那样轻徭薄赋，“施恩要厚，用民力应平，租税要轻”(《左传》哀公十一年)。弟子有若继承了孔子“轻租税”的思想。有一年鲁国发生饥荒，鲁哀公问有若，说国家闹饥荒，经济紧张，用度不足怎么办呢?有若建议说，那就实行国家提取百分之十的什一税吧。显然有若是强调对人民要实行低税率(十分之一)，而其宗旨正是要“足民”，注重解决民生问题，其本质也正是要“与民同乐”。 “私淑”孔子的孟子也竭力主张减税让利于民，“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主张“薄税敛”，“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孟子·梁惠王上》)。而且孟子尤其强调这一点，因为他所处的战国时代，“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而人民之所以如此“憔悴”，孟子认为沉重的税赋是其间的重要原因。因为当时各国为逐鹿中原，纷纷扩充军备，而军事上开支的增加，人民的赋税也就愈加沉重，名目也更加繁多，“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孟子，尽心下》)。儒家揭露苛捐杂税越多，人民的处境也就越困苦，“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尽心下》)。其意是说，统治者若对人民同时加征这三种税赋中的两种，那么人民就会饥寒交迫；而如果这三种税赋都同时加征，那就会搞得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既然苛捐杂税是导致民不聊生的要因，那么要利民、足民，要做到与民同乐，显然就必须让利与民，必须“薄税敛”。而为实现少征税，儒家一是宣扬低税率，推行什一税，“耕者九一”(《孟子·梁惠王下》)，二是主张减少税种，如上述的“三征”，孟子就建议“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盂子·尽心下》)。减税直接是为减轻人民的负担，其最终的目的无疑仍然是为改善民生。 儒家坚信，在“制民恒产”的同时，再大力减轻人民的负担，那就可以做到富民、乐民。“孟子日：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这段引文清楚地表明，儒家认为统治者“与民同乐”是可以做得到的，其切实的途径就是“制民恒产”和减税薄赋。文中“有粟如水火”所描述的固然是一种理想的富裕状态，但它无疑也朴实而生动地显示出儒家对改善民生的倾向。 四 值得注意的是，在儒家的理解中，“与民同乐”的利民与富民并非是统治阶级的恩赐，相反，它是统治者不可推卸的政治义务与责任。 儒家认为，天生民而树之君，是先有人民，后才有治理者与统治者(君)的。后者是为前者而设而立的，用清儒黄宗羲的说法，人民应是“主”，君主只是“客”；而且在儒家的思想中，“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最终决定者。因此，儒家认为君理应力行仁政与善治，理应与民“同乐”，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的幸福。这用儒家的说法即是“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孟子·梁惠王上》)。为强化这一点，儒家常搬出圣人为证，强调远古圣王无不是以天下人民的安危为己任的，“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孟子·离娄下》)! 儒家还以“为民父母”为喻，以突出君对民的不可逃避的道义责任。为说明这一责任，孟子曾对齐宣王说过这样一则故事：齐国有这样一位人士，他南游楚国之前，将其妻儿托其朋友照看。可等他回来一看，妻儿饥寒交迫。孟子问齐宣王：您看怎样对待这位朋友?齐宣王也很生气地说：受人之托而食言，这哪能算得上朋友，不要和他做朋友了。孟子又问齐宣王：如果官员不能办事，那又怎么办呢?齐宣王说，那就撤他的职。孟子紧接着又追问：如果一国之君，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而让人民挨饿受冻，那又怎么办呢?齐宣王无言以对，以致“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粱惠王下》)。孟子讲这个故事的旨意很明显，作为一国国君，即有义务治理好国家，使人民安居乐业，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否则的话，就是不称职的，就应该被撤换和罢免。这一说法流露出在儒家的政治逻辑中，民生问题解决得如何，是判定一国政治，尤其是其统治是否合法与正当的最终标准。因此儒家强调，如果统治者(君)不能“与民同乐”，解决不好民生问题，那就不配“为民父母”，“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死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滕文公上》)!而对那些不顾人民饥寒交迫、只顾一己享乐的统治者，儒家更是怒不可遏，痛斥之为“率兽食人”，根本谈不上“为民父母”：“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孟子，梁惠王上》)!显然，儒家以“为民父母”设喻，意在强化统治者“与民同乐”的义务，意在凸显统治者富民、安民的现实责任。 中国古代长期实行集权统治，统治阶级为巩固其专制政权，即所谓“长王天下”，曾提出过劳民、贫民以治民的冷酷主张，“昔圣王之处民，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响义，劳也”(《国语-鲁语下》)。而从上述儒家“与民同乐”的思想来看，儒家显然与此截然不同。儒家是坚决反对这种劳民、苦民的无情苛政，而大力倡导“与民同乐”的“乐民”的，是大力呼吁改善民生的，孔子所谓“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孔子家语·贤君》)，集中而典型地展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儒家“与民同乐”的理论主张具体而又深刻地体现了其思想中的人民性和进步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