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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汉代又称《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的一部主要记载孔子言行的书。它也记载了部分孔子门徒的言行以及当时人们对孔子的议论。 《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论语》的作者具体是谁，已不可考。东汉郑玄认为是孔子弟子仲弓、子游、子夏等人所撰；唐柳宗元据《论语》中记曾子将死，离孔子去世已数十年，该书应为乐正子春、子思之徒所纂辑；宋程颐、朱熹则认为是曾子、有子的门人所记。但不论作者是谁，根据史料分析，《论语》成书年代当在春秋战国之际，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 秦始皇焚书坑儒，许多古代典籍付之一焚，《论语》未能幸免，几乎失传。汉代经官府搜集整理，曾有三种不同的本子流传，即《古论》、《齐论》和《鲁论》。《古论》是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壁中发现的秦火以前的古本《论语》，用先秦古文字(蝌蚪文)写成，为古文本，史称古文《论语》，共有二十一篇。《齐论》是齐国学者所传，有二十二篇。《鲁论》为鲁国学者所传，有二十篇。《齐论》和《鲁论》均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成，史称今文《论语》。西汉末年，张禹以《鲁论》为根据，参考《齐论》与《古论》进行考证修订，改编成《张侯论》，并为官府列为官学。东汉时期，郑玄又以《张侯论》为本，参考《古论》和《齐论》再加以改订，即成为今本《论语》。《古论》和《齐论》从此亡佚。 《论语》自问世以来的2000多年中，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与研究，取得大量成果，有关著作不胜枚举，对《论语》的注释，远自汉初就已经开始，但早期著作多已亡佚。当前有据可考的不下600余家，成书3000种以上。影响较大比较著名的著作有三国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南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宋邢昞的《论语正义》；朱熹的《四书集注》；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今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是当代影响较大的作品。此外还有不少著作也有一定的影响，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语言简练、活泼生动、具体形象、用意深远。有不少语句富含哲理，但又言简意赅，耐入寻味，接近口语，明白易懂，已成为格言和成语。因此，《论语》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 《论语》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孔子的哲学观点，政治主张，伦理道德观念，教育思想以及孔子的生活实践活动等各个方面。今本《论语》共有二十篇，即《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日》。每篇包括若干章共四百八十六章(有的分作四百九十二章)。每章记一事或几句话。 《论语》有关孔子教育思想的记述非常广泛，它对教育的作用、对象、目的、方法等各个方面都有比较全面的阐述，可以作为中国最早的教育著作来读。 （一）论教育的作用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最根本的要靠教育，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只靠政令、刑律去治理国家，百姓只能被动地去遵纪守法，而不能够有廉耻之心，不懂得为什么要自觉地去遵纪守法，是不能够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的。如果用教育的方法去教育人民，使人民能够用礼法去约束自己，懂得言行的规范，就能够自觉地遵纪守法，那么国家就能够得到治理，孔子认为政令、刑律都不如教育更加有效。 为了使教育有效，孔子非常重视以封建的道德标准作为治理同家的准绳。子路问他“为政”应该先做什么?他说：“必也正名乎”接着解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为政必须从正名开始。因为名义不正，那说话就不在理，说话不在理，事情就做不成，事情做不成，国家的礼乐制度也就办不成，礼乐制度办不成，刑罚也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无所适从；所以君子用一个词，必须有道理可以说得出来。有理的话才能够行得通，所以君子说话不能有一点马虎。孔子主要的道德标准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要求人们遵守封建秩序，上下有序，不能越轨，这样国家才能得到治理，他认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段话说明孔子认为政字的意思就是端正。你自己带头做得正，谁敢不端正呢？又认为领导人自己行为端正，不发命令，事情也行得通，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纵然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信从。从孔子的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非常重视身教的作用，他还直接了当地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领导人想把国家治理好，百姓自然都会好起来，领导人的作风好比风，老百姓的作风好比草。风向那边吹，草就向那边倒。实际上也就是说治理国家要靠领导人的作风，要靠榜样的作用，而不是依靠刑律，所以他说：“子为政，焉用杀”。 孔子重视人民，主张富民，但他又认为民富了，更要注意使人民受教育以提高素质。 《子路》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到卫国去，冉有替他驾车，孔子看到卫国人口很稠密不禁称赞：“人口好多啊!”冉有问他人口多了，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应该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如果富裕了又该怎样呢？孔子说，让他们受教育。孔子虽然在这里谈到了先富后教，但他并不认为只有富裕以后才能进行教育，而是始终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放在治国的首位。《颜渊》中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里把“足食、足兵、民信”作为立国的三项基本条件。而在这三项之中，必不得已时，可以去掉“食”和“兵”，但他认为“民无信不立”，“民信”是绝对不能去掉的，说明他对于通过教育取得民心的作用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又如他谈到军事时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意思是说必须对人民进行长期的军事教育才能让他们去作战，否则，用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民去作战，等于抛弃人民。由此可见，孔子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把教育放在首位，当然他也看到了各方面的关系，认为只有足食、足兵，人民才能信任政府；人民富裕以后，就应该进行教育。今天来看，孔子的这些思想都是比较可贵的。有人认为孔子把“民信”放在第一位，过分看重教育的作用，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去兵、去食，也就谈不上民信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论语》的记载，就可以知道孔子的原意并不是片面强调“民信”，而是说只有“足食”、“足兵’才能取得“民信”。只有在取得“民信”的条件下，必不得已才谈到“去食”、“去兵”，但“民信”决不可去，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二）论教育的对象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 意思是说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受教育。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意思是说只要给我一些薄礼，我从来没有不教的。他所以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是有社会和思想基础的。首先，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正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学在官府”已转变为“学在四夷”。也就是说，当时统治阶级垄断的教育由于社会条件的转变，已经转为向民众开放，当然这里所说的民众还不是被统治的劳动人民，而是指士民阶层。其次，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主张学而后知，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虽然孔子也说过“生而切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 这类话，但实际上他认为人的素质都是一样的，只因为环境与教育的不同，才使人有了差别，尽管当时孔子已被人尊为圣人，但他始终强调自己不是生而知之的人，是学而后知的。由此可见，他认为任何人只要受到教育都可以成为圣人，他强调学而后知，不仅是谦虚，也是他的信念。《论语》中多处谈到他这方面的观点。 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所以孔子才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这在当时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进步主张，他所说的学而后知的观点也是符合科学道理的，当然，他这种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劳动人民受着剥削和压迫，连饭有时都吃不上，更谈不到去受教育，如果说能受到一些教育，也不过是统治阶级对他们进行奴化教育，使其不敢犯上作乱，真正为人民的教育是不存在的，孔子的思想在当时也只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已。 孔子不仅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在教学实践中贯彻了他的主张，在他的弟子中就有各式各样的人，既有贵族，也有被称为鄙人的下层人士，也有像颜渊那样的贫穷的人。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确实对我国教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使不少处于下层的人士也能有受教育的机会。 （三）论教育目的 孔子主张行“仁政”，认为只有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并且有高尚道德的人，才能行“仁政”，因此，他很重视人才的培养，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君子儒，这种人具有高尚的道德，最高尚的道德就是“中庸之道”，所以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意思是说“中庸”这种道德是最高尚的道德了。君子就应该懂得“中庸之道”，而且懂得什么是仁。所谓“仁”，就是“克已复礼” ，也就是能够用礼来约束自己，就能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仁”也就是“爱人” 有一次子贡问他：“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子贡问他假若有人能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很好，怎么样？孔子说，如果能那样，就不仅是仁道而且是圣德了，连尧舜那样的圣人都难以做到。那“仁”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也事事行得通。能够就眼前的事情一步步地去做，就可以说是实践仁道的方法了。由此可见孔子讲仁，并不是讲些空道理，而是讲要去做能够实际做到的、身体力行的好事。他理想中的君子是有道德修养，又有治国能力的人。回答子贡怎样才可以叫做“士”时，他说：“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也就是说能够用羞恶之心来约束自己，出使外国能够完成任务，这才能够称作士。孔子既然对君子的要求很高，他认为要能成为君子就必须是热爱学习的人，所以他提出的教育的目的可以概括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意思是说去做官的人要想取得优异的成绩就应该不断地学习，学习成绩优秀了，那才能去作官。他把做官和学习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学习好了才能去做官，要想把官做好也必须学习，尽管这句话后人有不同的解释，但孔子主张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重视学习，这和他的理想是一致的。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就是说孔子认为如果由他去选择人材，他主张用先学了礼乐知识的人，而不用做了官才去学习的人。他这种重视用学习过的人去做国家官吏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尽管在封建时代这种理想很难实现，但对我们古代的吏治也曾起过积极作用。 （四）论教育内容 孔子基于自己的教育目的提出了他的教育内容的主张。他认为教育内容应该包括四个方面：“学以四教：文、行、忠、信。” 也就是说从文化知识、社会实践、对人忠和讲究信用四个方面来教育学生。他最重视的还是道德修养，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认为首先应教育学生在家孝顺父母，外出敬爱兄长，不多说话，说则诚实可靠，博爱大众，亲近有道德的人，在有余力的时候，就去学习文献。他认为首先要学习礼，“不学礼无以立” ，意思是不学习礼，就没有道德标准，就失去了立足于社会的根本。他还重视学诗，认为“不学诗，无以言” ，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由此可见孔子的教育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有利于实现他的教育目的，而且他的教育内容除了传授知识之外，还特别重视教学生实践，使学生能够通过实践去理解道理，并提高工作能力，确实具有重视实践的思想。更可贵的是孔子不讲鬼神迷信，“子不语：怪、力、乱、神。” 尽管在孔子的时代宗教迷信思想在人们中间很流行，统治阶级也利用迷信来为其统治服务，而孔子却不讲迷信，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孔子这种思想对于我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形成政(政治)教(宗教)合一的国家政体，确实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孔子的教育内容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很少讲到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他尽管自己博学多识，但不重视科学知识，甚至鄙视生产劳动知识，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消极方面。 （五）论教学原则和方法 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实践活动，教学经验非常丰富，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教学原则和方法，直到今天，孔子的许多教学原则和方法还都是适用的，值得我们借鉴。 1．乐学与立志。《论语》的第一句话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 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要使学生愿意学习和乐意学习，他从自己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认识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也就是说，只有把学习当作乐趣，迷上了学习，才能取得最好的学习成效。他又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说明乐于学习的重要。他说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他还对别人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从这些议论可以看出孔子本人就是非常乐于学习的人，正因为把学习当作乐趣，才能学得进，学得好，成为博学多识的人，所以孔子认为要想使学生学好，首先要让学生“乐学”。但孔子并不停留在“乐学”上，他认为学生的成败与立志有着密切的联系，认为学习必须有恒，必须立志于学，才能使学习坚持下去，因为学习毕竟不是游戏，而是一种需要十分努力的劳动，所以他说自己“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我欲仁，斯仁至矣。” 意思是学习有了要求，才能学到知识，他认为学习“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复一篑，进，吾往也”。 意思是你立志下了决心，就能前进。否则就会功亏一篑，一事无成。他甚至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不立志没有恒心，连巫医都做不成。在《论语》中还有许多地方记载了孔子和他的学生谈论立志的意义，都说明孔子重视立志，认为不立志，没有恒心是不能学习好的，甚至会一事无成。 孔子重视使学生乐学和立志，是符合教学规律的，乐学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立志也就是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鼓励他们自觉地努力学习。孔子不仅提出立志的要求，也利用一切机会引导学生讨论立志，鼓励学生立志。 2．重视学和思。《论语》中记载了许多孔子重视学习的言行，如“朝闻道，夕死可矣。”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说明孔子非常重视学习，但他不主张死读书，他认为只学习不动脑子思考是没有用的，所以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又说：“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日：‘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吾道一以贯之。” 就是说他通过思考，形成自己一个基本的观点，做到融会贯通，重视学和思，并且认为应该正确对待学和思，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意思是说，只学习不动脑子去思考，就会什么也学不到，但如果只是空想却不去学习，就会疑惑不解。说明孔子不仅重视学习，而且也重视思考。更可贵的是他已经认识到学和思的正确关系。孔子的学生子夏表达了孔子这一思想，他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意思是说，广泛地学习，坚持自己的志趣，诚恳的发自内心并且认真思考当前的问题，仁德就在这里面了。这段话今天看来，还是有道理的，在学习过程中，正确处理好学和思的关系，对于提高学习质量，是很重要的。子夏所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强调学习的重要，也是很有道理的。 3．重视观察与实践。孔子十分重视学习的方法，他认为要了解人和事物，都必须注意进行观察。他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廋哉？” 意思是说考察他所结交的朋友，观察他所达到目的的方式方法，审度他的心情，要干什么？不要干什么？那么这个人怎样隐蔽得了呢？这是考察一个人的方法，但如果用来作为学习的方法，同样是适用的，这种方法也可能是我国最早使用的观察法了。孔子还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这段话是说对于一个人不仅要听他说些什么?而且还要考察他的行为，为了了解一个人，这种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人们的学习，而且已经成为一句成语，为人们所用。重视观察，重视调查研究是孔子的重要学习方法，如子贡问他：“‘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又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由此可见，孔子认为必须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经过认真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他认为：“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这种态度和方法无疑是正确的。孔子还十分重视身体力行，如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这说明孔子强调言语忠诚，行为忠实严肃的重要意义，他又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以上所引的话，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强调君子要言行一致，要说出来就必须做到，否则就不要说，不仅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要给人以示范，要求合乎道德标准，更重要的是要求君子去做实事，要通过实践去教育别人，也要通过实践去学习。孔子还反对言过其实，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更反对大言不惭，因为那样实行起来一定很难做到，所以说“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就是这个意思。 4．强调学以致用。孔子认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意思是诗读得很多，很熟，让他从政，却不会办事，让他出国办外交，又不会独立地从事谈判，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从《论语》中的记载来看，孔子的弟子很多，其中很多人都有专长，通过学习都能出仕为官，并能把学过的东西，用于治理国家，而且很有能力，这都说明孔子学以致用的教育是有成效的。 5．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意思是学习不凭空揣测，不全盘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孔子认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意思是说他不是自己不懂却凭空造作的人。而是多听，选择其中合理的部分接受，多看，并且把它记下来，这是仅次于生而知之的知。孔子的原意实际上是说“生而知之”的人是没有的，“不知而作”是不应该的，正确的学习态度还是应该努力学习，只有学而后知才是真实的，多闻择善而从，多见而识才是正确的学习方法，这种观点，今天也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孔子学无常师，主张向一切人学习，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思想，孔子所以能成为当时博学多识，道德高尚的人，与他这种学习态度是分不开的。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 意思是自已有能力，却向比我能力差的人去请教，自己知识丰富却向比我知识差的人去求教，有学问却像没有学问，有知识却像没有知识。这种谦虚谨慎的学习态度是十分可贵的。 孔子主张：“君子不器。” 意思是说君子不能像器具一般，只有一种用途。而应该多才多艺，能够有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这才能成为治国的人才。孔子主张“每事问” ，不懂就问，他确实做到了虚心向一切人学习，因此他才可能成为当时博学多识的大学者，被人尊称为“圣人”。他的这种学习精神，今天也是值得提倡的。 孔子还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意思是说要在温习旧的知识时，能够通过思考，有新的发现和体会，能够有创造性的人，才可以做老师。实际上他也说出了创造性学习的要求。 特别宝贵的是孔子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他认为实事求是才是正确的学习态度。 6．以身作则。孔子认为言教不如身教，他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前面我们已经做过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7．良好的师生关系。从《论语》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和他的学生关系非常融洽，师生感情很深，这也是他教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对学生“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他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他说“当仁，不让于师。” 他对学生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意思是说他对学生十分坦率。他认为“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这是他尊重学生的根据。”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颜渊死，子哭之恸。” 而学生对孔子也有着深厚的感情。 8．教学方法。孔子主张因材施教，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他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施教，使他们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成长为不同的人才。如“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子特别注意对学生启发诱导。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颜渊在说到孔子时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而已。” 说明了孔子教学时是如何循循善诱，使学生学习起来“欲罢不能”。这方面的事例《论语》中有许多记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孔子还注意到要根据一个人的年龄特点进行自我修养，如他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尽管这种认识还不够科学，但在2000多年以前，就能有这种认识，确实难能可贵。 总之，《论语》是一部重要的古代教育宝书，它比较全面地记载了孔子重要的教育观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从中汲取一些有用的东西，是有现实意义的。 作者：徐仁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