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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是儒家最为重要的十三部经典，它们是儒家学说的基础，也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源头。从早期儒家诵法“六艺”，到后期儒家言必称“十三经”，儒家经典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大，并逐渐固定化的过程。儒家经典，从孔子时代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到西汉的“五经”（“六经”无《乐》）；又从“五经”发展到“七经”（“五经”加《论语》、《孝经》），再发展到“九经”（《易》、《诗》、《书》、《三礼》、《春秋三传》）[1]、“十二经”（“九经”加《论语》、《孝经》、《尔雅》）和“十三经”（“十二经”加《孟子》）。这个过程从表面上看只是儒家经典数量简单增加，儒家从事思想创造时文献取材范围的扩大而已。但实际上反映出的却是不同时期儒家思想不同的价值取向。儒家“十三经”实际是“经”、“传”、“子”的汇合，原始“六经”（或“五经”）代表的是三代旧制和故典，历史性、客观性是其主要特点；而《春秋》之《三传》、释礼之《礼记》，是关于《春秋》经和《仪礼》经的解释和说教，主观性、现实性的色彩逐渐增浓；至于《论语》、《孟子》原本就是“子书”，是阐发以孔子、孟子为主的早期儒家的思想资料，个性化色彩自然比“传”或“记”都大得多。由此可见，儒家经典扩大化的过程，已经呈现出“由经而传”，再由“由传而子”的典范转换，也反映出儒家学说的话语资料从重视客观的“经”（或“史”），进而兼重（甚至“独重”）“子”书的历史变迁。从学术史的角度讲，每一次经典文献的扩展，基本上都或隐或显地预示着学术典范甚至儒学发展新阶段的来临和开始，儒家经典的扩大史也是儒学发展史的重要内容或重要组成部分。因之，研究和揭示儒家经典的形成过程，对揭示儒家知识视域的不断扩大，展示儒家思想和价值观的不断转换，对完整地认识儒学发展史，都具有不容忽略的意义。可是，由于目前尚无对“十三经”形成过程的专项研究，因此人们在叙述这一过程时，难免辞浮于事，论谬于实。比如何人在何时何地最早将儒家这十三部经书会聚在一起？“十三经”的称名以何时何书最早？目前都还歧说纷呈，矛盾互异。 本文通过考察发现，将“十三经”合刻一处实始于五代北宋间的“蜀石经”，“十三经”的称名也以“蜀石经”最先。因此，“蜀石经”应该是儒家“十三经”结集的最早尝试，也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儒学《十三经》”！ 一、有关“十三经”结集的种种说法 “十三经”作为儒家最基本的典籍，其形成和结集过程历来为讲学家和研究者所关心。各类经学著作，无论是《群经概论》，还是《十三经概论》，也无论是《经学历史》，或《经学概论》等，都照例要在首章或相当于首章的位置列出“从六经至十三经”之类的章节。只可惜关于“十三经”的结集时代目前还没有一致的认识，有时甚至矛盾重重，错误百端。下面让我先略作回顾： 一说形成于清代。蒋伯潜《十三经概论》在“经与十三经”章中说： “彼时（汉代）所谓‘经’者，仅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石刻十一经》，去《孝经》、《尔雅》，而入《孟子》，此《孟子》入经部之始。……清高宗乾隆时，既刻《十三经》经文于石，立之太学，而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且附以《校勘记》。此《十三经》完成之经过也。”[2] 蒋先生还在《经学纂要》书中对这一观点进行过申说，以为“及清高宗刻《十三经》于太学，于是《十三经》这部丛书乃成定本。”[3] 二说形成于明代。顾炎武：“宋时程、朱诸大儒出，始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本朝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4]乾隆十二年《御制重刻十三经序》亦谓：“宋儒复进《孟子》，前明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杭士骏《经解》一方面以“明嘉靖、万历间，南北两雍，前后幷刻，而《十三经》之名遂遍海宇矣。此诸经分合之大略也。”[5]刘藻《经解》则谓“十三经”之形成“盖始于唐，衍于宋，而终于明之世云。”[6]今世《辞源》（修订本）亦从此说[7]。 三说形成于宋代。朱剑芒《经学提要》总论：“自宋列《孟子》于经部，《十三经》之名，亦因以成立。”[8]今之《辞海》（修订本）从之[9]。夏传才《十三经概论》第一章也承此说：“到宋代，原来‘十二经’再加上《孟子》，便成为流传至今的《十三经》。” “宋代说”又有北宋、南宋之分，如杨柏峻《经书浅谈·序》：“到宋代，理学家又把《孟子》地位提高，朱熹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和《论语》、《孟子》相配，称为《四书》，自己集注，由此《孟子》也进入‘经’的行列，就成了《十三经》。”[10]据此则“十三经”结集在朱熹撰《四书集注》之后的南宋后期。 综上所列，有关“十三经”结集的说法，有宋代，有南宋，有明代，有清朝等说。在如此悠长的时间内，都被认为是“十三经”形成的时间，何其绵延之长而持续之久也！“十三经”到底结集于何时，必有真伪是非于其间者，是当深入考察者也。 二、扑朔迷离的“蜀石经” “蜀石经”是历代石经中校刻精审、特色鲜明、质量较高的一种，在当时即受到重视，研究经学的人常常引以为校勘的善本（如晁公武、朱熹等）。“蜀石经”也是历代石经中唯一一种在经文之外还附有注文的一种，也是规模最大的一种，刻成之时，“其石千数”[11]，左廊右庑，蔚然大观。然而由于“蜀石经”在南宋末年即已开始散佚，至明朝初年已经无碑可观，其形制之详已不可得而知，其经典之数也多为学人所忽略，有关“蜀石经”的详情只能用“扑朔迷离”来形容之了。时至今日，关于“蜀石经”虽然已经有一些研究[12]，对“蜀石经”镌刻的经过、特点、存佚、残片及其校勘价值等问题，都作过明确探讨。但是，对“蜀石经”与中国儒学史的关系，特别是“蜀石经”对儒家经典结集的重要促进作用，却还注意不够。从清初以至今人关于“十三经”结集时代的种种异说与分歧，都缘于对“蜀石经”认识和研究不足。这里愿意结合儒家“十三经”结集过程的考察，谈一点对“蜀石经”的认识。 蜀石经，或称“孟蜀石经”，又称“石壁九经”、“石本九经”、“蜀刻十经”、“蜀刻十一经”、“蜀刻十二经”和“石室十三经”等。从这些称呼，即可见历代学人对“蜀石经”的面貌特别是所刻经数的不同认识和理解，也反映出学术界对“蜀石经”认识的模糊程度。 北宋盛行“九经”说。宋赵抃《成都记》：“伪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经》琢石于学宫。”[13]张俞《华阳县学馆记》：“惟孟氏踵有蜀汉，……遂勒‘石书九经’。”[14]席益《成都府学石经堂图籍记》又说：“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学校之盛，汉称石室、礼殿，近世则‘石壁九经’，今皆存焉。”[15]吕陶《经史阁记》也称：“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髙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16]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亦有“蜀石本九经”，“皆孟昶时所刻”之说。北宋时期，“九经”一词多泛称，相当于“群经”之意，如赵抃、张俞、席益等文均是。不过吕陶之文又说：“孟氏……取《易》、《诗》、《书》、《春秋》、《周礼》、《礼记》刻于石，……吾朝皇祐中，枢密直学士京兆田公（元均）……附以《仪礼》、《公羊》、《谷梁传》，所谓‘九经’者备焉。”备列《易》、《诗》、《书》、《春秋左传》、《周礼》、《礼记》、《仪礼》、《公羊》、《谷梁传》九种，似又实指。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一亦有“石本九经”一目。 除“九经”说外又有“十经”说。晁公武《石经考异序》列“伪蜀相毋昭裔”所镌“石经”曰：“《孝经》、《论语》、《尔雅》，广政甲辰岁张德钊书；《周易》，辛亥岁阳钧孙逢吉书；《尚书》，周德正书；《周礼》，孙朋吉书；《毛诗》、《礼记》、《仪礼》，张绍文书；《左氏传》不志何人书，而‘详’字阙其画，亦必为蜀人所书。然则蜀之立石盖十经。” 不过晁序所说“十经”仅指孟蜀时期八年之中所刻，没有包括北宋后续所刻数种，因此“十经”说不代表“蜀石经”全部。后来有人说：“后蜀广政年间，宰相毋昭裔以楷体写10部经书，立于成都石经堂。”如仅就五代孟蜀而言并不错，切不可以为“蜀石经”只有十部那就不太准确了。 明代以来始有“十一经”之说。明顾起元有称：“蜀（永）〔广政〕年之‘十一经’。”[17]那么是哪十一经呢？蒋伯潜先生说：“五代时蜀主孟昶《石刻十一经》，不列《孝经》、《尔雅》而加入《孟子》。”近时又有人说：“五代时，后蜀皇帝孟昶命宰相毋昭裔楷书《易》、《诗》、《书》、三《礼》、三《传》、《论》、《孟》等十一经，刻石列于成都学宫”云云，或以为蜀刻只有十一经，或以为《三传》、《孟子》都是孟蜀时所刻，或将《孝经》和《尔雅》从“蜀石经”中排出，都是想当然之辞，殊非事实。 还有的史料讲“蜀石经”时只列七种，吴任臣《十国春秋·后蜀主本纪》便是如此：“广政十四年，诏勒诸经于石。秘书郎张绍文写《毛诗》、《仪礼》、《礼记》，秘书省校书郎孙明古写《周礼》，国子博士孙逢吉写《周易》，校书郎周德政写《尚书》，简州平泉令张德昭写《尔雅》。” 凡此种种，歧说纷呈，莫衷一是。“蜀石经”到底是九经，或是十经，抑或是十一经，或是七经？“蜀石经”中到底有哪些经典，有没有《孝经》、《尔雅》等等，如果不搞清楚，自然不利于“蜀石经”的研究，也不利于儒家“十三经”结集过程的考察，更不好对“十三经”的形成时代作出准确判断。通过宋代以来各类文献的考察，我们发现以上种种记载都有偏颇之处，有的显然失考（如“十一经”说），有的则出于误记（如“九经”、“七经”说），有的则将孟蜀石经与北宋补刻石经互相混淆（如“十经”说、“十一经”说）。我们认为，“蜀石经”一名而含二义，一是五代孟蜀所刻石经；二是始于孟蜀成于北宋在蜀地所刻石经。“蜀”字既代表时代又代表地域，前后二义所指皆同，即在同一地区发生并延续进行的同一个工程，不能只取前而不取后。因此我们所说“蜀石经”不仅有孟蜀石经，而且也包括北宋后续在成都所刻的石经。经过考察我们发现，“蜀石经”一共刻了十三部，比同时代或前朝任何一种石经或儒学丛书纳入的经典都要多（今存于西安碑林的“开成石经”虽有《孟子》，但系清代补刻），因此我们认为：“蜀石经”是儒家“十三经”最早结集的典范，它开创或奠定了儒学文献最稳定的规范和模式。下面试对“蜀石经”的情况粗作疏理： 晁公武《石经考异序》：“按赵清献公（抃）《成都记》：‘伪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经》琢石于学宫。’而或又云：毋立裔依太和旧本，令张德钊书。国朝皇祐中田元均补刻公羊高、谷梁赤二《传》，然后十二经始全。至宣和间，席升献（貢）又刻孟轲书参焉。”[18]晁公武曾出守成都，亲见亲历，所述具体全面。曾宏父《石刻铺叙》对“蜀石经”也有详尽描述： “益郡石经，肇于孟蜀广政，悉选士大夫善书者，模丹入石。七年甲辰，《孝经》、《论语》、《尔雅》先成，时晋出帝改元开运。至十四年辛亥，《周易》继之，实周太祖广顺元年。《诗》、《书》、《三礼》不书岁月。逮《春秋三传》，则皇祐元年九月讫工。时我宋有天下已九十九年矣，通蜀广政元年肇始之日，凡一百一十二祀，成之若是其艰。又七十五年，宣和五年癸卯，益帅席贡始凑镌《孟子》，运判彭慥继其成。乾道六年庚寅，晁公武又镌《古文尚书》暨诸经《考异》。”[19] 据曾氏所言，“蜀石经”从孟蜀广政初（938）开始刻，到七年刻成《孝经》、《论语》、《尔雅》、《周易》、《诗经》、《尚书》、《三礼》及《左传》，共用了八年時間。至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刻成《公》、《谷》二传，又经过了112年。再经过75年的宣和五年，才将《孟子》入石。如果要算乾道六年（1170年）晁公武作《考异》和刻《古文尚书》的时间，则前后经历了230余年！其所刻经数，晁公武和曾宏父都备列其名，都是十三部，也即是至今仍然奉行的“十三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