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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是一个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历久弥新的思想文化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世界几大重要文明传统之一。 一 儒学囊括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理论学术从形上学（本体论、人性论）到形下学（伦理学、知识论）的所有层级，涵摄了纯粹哲学、人生哲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等领域，乃至一般文化、信仰、知识、技术、经济、民俗、家庭、社群等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这些内容以“本—末”、“体—用”的总体理论结构呈现出来，可以用《礼记·大学》“功夫”（实践）学说的“内圣—外王”结构加以表述：内圣的条目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外王则是在上述修身的基础上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是指的道德实践，也可涵盖知识实践，意在通过人性回归，成就君子乃至圣人的人格；外王是指的以君子人格为内在根据，履行社会责任，建构一个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学一直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乃至有外国学者将中国称为“儒教中国”（Confucian China）（亦可译为“儒家的中国”、“儒学的中国”），意谓：离开了儒学，中国就是不可理解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而伴随着民族文化自信心和主体性的增强，儒学必将通过现代化的转换，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并且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走向世界。 二 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儒学的基本内涵及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问题展开进一步深入的开拓性研究，将主要围绕“儒学与中国”这个核心问题，按照儒学历史发展的三大阶段，通过分析儒学基本内涵及其发展变化，着重揭示以下几点： 1、儒家学派正式成立之前的儒学（春秋时代以前） 通过春秋末期孔子、以及后来历代儒家对“六经”的整理、并将其纳入儒家经典系统，《诗》《书》等中国早期文化经典已经成为了儒学的一部分，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收摄、吸纳、涵盖、转化了中国早期的文化传统，形成“周孔之道”，中华文明的源头已经被“儒学”所标志。 2、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自汉代至清代） 在作为世界最富强国家的中华帝国时代，儒学不仅成为“官方哲学”、“国家意识形态”，诸子百家皆以某种方式被整合到儒学之中；而且儒学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志，在整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挥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在传统的“儒、道、释”中，道家文化成为儒家文化的一种补充；而外来的佛教文化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被儒学化了的宗教。 3、继续发挥重大作用的儒学（近现当代） 近代以来，尽管儒学不再占有“官方哲学”、“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其作为中国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文化传统，不仅通过近代维新儒学、现代新儒学、当代儒学等思想理论形态而继续传承和发展，而且仍然广泛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想方式，仍然是中国人的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方法论。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儒学已呈现出强劲的复兴势头，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世界文明话语。 三 儒学的现代化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以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运动的儒学，其核心纲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儒学的现代化主要涉及坚船利炮的“器物”层面，并未涉及儒学的纲常名教层面。 2、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运动的儒学，其核心纲领是全面“维新”，已涉及到儒学的制度层面（君主立宪的制度改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儒学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乃至宗教信仰等问题。 3、以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励、唐君毅、牟宗三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其核心纲领是“反本开新”、“内圣开出新外王”，其儒学的现代化已涉及到深层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宪政理论层面，但主要是一种哲学形而上学的构建。 4、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十年的大陆“儒学复兴运动”，儒学的现代化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已出现一系列学派、代表人物：既有形上的哲学研究，也有形下的“政治儒学”；既有学院儒学，也有民间儒学；既有“原教旨”儒学，也有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儒学、“新新儒学”等等。这些都是最值得充分注意和着力研究的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