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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特点 胡适的墨学研究是在近代中西文化激荡的形式下，在中国传统学术方法近代化的进程中进行的，因此，他的研究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痕。同时，由于胡适个人学养因素，又表现了强烈的个性特征。通观起来，胡适的墨学研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以实验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以近代西方哲学为参照系。实验主义（pragmatism），又称实用主义，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于美国的影响很大的一个西方哲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其创始人皮尔士和后来成为实用主义主要代表之一的詹姆斯、杜威，皮尔士提出，思维的任务在于确立信念，信念导致行动，观念的意义取决于行动的效果。后来詹姆斯重提皮尔士的这一“效用原理”，并把它发展成为一个比较系统的实用主义理论体系。他把实用主义看作是解决一切哲学问题和宗教问题的方法，他所提出的彻底经验主义和有用就是真理的理论成了实用主义的经验和真理论的典型形式。他们都把哲学局限于经验范围，并注重“行动”、“生活”、“效果”，把知识当作适应环境的工具，把真理等同于“有用”。继皮尔士和詹姆斯之后，杜威对实用主义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所提出的经验自然主义和工具主义在实用主义的发展中颇有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他把实用主义的一般原则推广于政治、道德、教育等方面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大大扩展了实用主义的影响范围，促使实用主义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了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实用主义哲学特别讲究方法论。实用主义方法论的根本原则，是一切以效果、功用为标准。实用主义不同于传统哲学的特点之一，是从方法入手讲哲学，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时甚至把哲学仅仅归结为方法问题，声称实用主义不是什么系统的哲学理论，而是一种方法。实用主义方法反对首先设定最先存在的事物、原则或范畴，它只关注最后的事物。在实用主义者看来，概念、理论并不是世界的答案，判别它的意义和价值，不是看其是否正确反映客观实际，而是看其在实际应用中可感觉的效果。 胡适曾经留学美国，师从于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从而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主要宣传者。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实验主义》一文，把实用主义哲学介绍到中国。胡适把实验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方法论运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大力宣传他所谓的 “科学方法”，即“拿证据来”、“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历史的态度”。实验主义哲学思想是胡适学术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也是他墨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他用实验主义哲学思想作指导去整理史料，把实证的方法和传统的汉学方法结合起来，对墨子的生平作了较为可信的考证，对《墨子》一书的分组方法也基本上为后人接受。因此，他在整理史料方面做出了相当的成绩。但以实验主义哲学方法来诠释墨家思想学说时，就不可避免地使他的墨学研究带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他的研究能够摆脱传统方法研治墨学的局限，在一个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上评判墨学，从而超越前人，使他的墨学研究成为墨学研究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具有里程碑的性质。另一方面，指导思想的局限使他不能真正揭示墨学思想学说和时代思潮的关系。他把前期墨家社会政治主张看成是以“天志”为本的宗教就是明显 的例证。 胡适墨学研究在指导思想上是实验主义，而参照系却是近代西方哲学。他以这个参照系来印证墨家学说，认为前期墨家的哲学方法是“应用主义”，三表法是这个哲学方法在逻辑上的运用。他把后期墨家的哲学方法归纳到知识论和逻辑学两个方面，是墨学研究的一个创举。正是有了西方哲学这个参照系，才使他的墨学研究做出了卓著的成绩。 第二，注重哲学方法的研究。黑格尔说：“我认为哲学体系在历史中的次序同观念的逻辑规定在推演中的次序是一样的。我以为，如果从出现在哲学中的各个体系的基本概念上清除掉其属于外在形式，属于其局部应用范围等等的东西，那末就会得出观念自身在逻辑概念中的规定的不同阶段。”[33]胡适的墨学研究便贯穿了这样一个原则。他清除了那些所谓“枝叶”的墨家具体政治主张，力图发现先秦墨家的逻辑演进顺序，并把它纳入整个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进程之中。他在研究前期墨家时，便紧紧抓住“应用主义”的哲学方法，认为三表法是“应用主义”哲学方法的论证法。哲学方法上的“应用主义”与逻辑上的“三表法”构成墨子学说的根本观念；具体社会政治主张，如兼爱、非攻等，不过是根本观念的应用，因而对此他阐发不多。在研究后期墨家时，他更紧紧抓住知识论和逻辑学两大特征，对具体社会政治主张诠释更少。 这实际上于胡适以方法论为中心的学术路向是一致的。他在《胡适文存·序例》中说：“我这几年做的讲学文章，范围好象很杂乱——从《墨子·小取篇》到《红楼梦》，——目的却很简单。我的唯一目的是注重学问的思想方法。故这些文章，无论是讲实验主义，是考证小说，是研究一个字的文法，却都可以说是方法论的文章。”[34]显然，胡适受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重视哲学方法的研究。他之所以如此重视方法论，是力图构建一个庞大的、适合近代学术发展的方法论体系，并进而构建新文化系统的深层基础――哲学方法。 第三，系统的方法，发展的观点。胡适坚信：“凡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学说，总有一个系统可寻。”[35]因而，他努力研究先秦墨家发展的线索，他所用的方法便是实验主义的方法。他在谈到杜威的哲学方法时说：“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是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36]他把整个先秦墨家看作是一个发展的思想体系，探析其发生、发展以及中绝的原因。他不仅把先秦墨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而且指出，后期墨家之所以从“宗教的墨学”发展为“科学的墨学”，是因为战国后期自然科学和名辩思潮的兴起，它是“一个科学的产物”，从而揭示出前后两个阶段的有机联系。他对墨学中绝原因的分析尤其值得注意：其一，儒家的反对；其二，墨家学说遭政客的猜忌；其三，墨家厚学的“诡辩”台微妙了。既有外因，又有内因。 同时，胡适把墨家思想学说看成先秦哲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先秦哲学思想的整个大背景下来研究墨家的哲学思想。他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以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有许多后果。”又说：“要不懂他的前因，便不懂得他的真意义。要不懂他的后果，便不能明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37]他把墨家思想学说看作先秦诸子思想学说中一部分来研究，考察墨家与其他各家的关系。比如，他认为墨子“生当鲁国，又当孔门正盛之时，所以他的学说处处和儒家有关系”[38]他在谈到墨家思想贡献时说：“古代哲学的方法论，莫如墨家的完密，墨子的应用主义和三表法，已是极为重要的方法论。后来的墨者论‘辩’的各法，比墨子更为精密，更为完全。从这以后，无论哪一派的哲学，都受这种方法论的影响。”[39] 第四，比较研究方法。这实际上是近代学术方法的一个特征。胡适兼通中西哲学，这为他进行比较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他把儒墨两家学说比较，从《耕柱》、《公孟》两篇所记载的如墨两家对“为政”、“为乐”的不同回答中得出结论：认为“孔子说的是一个‘什么’”，“墨子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儒墨的根本不同是哲学方法的不同。[40]不仅如此，他还把墨家思想学说于西方类似学说相比较，前文提到的把墨家逻辑与印度因明、西方三段论比较就是典型的例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无庸讳言，胡适的比较研究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有些也很牵强。但是，他是较早进行比较研究的近代学者，他致力于寻求不同学说、不同文化契合点的方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今天也值得借鉴。 第五，平等的眼光。蔡元培先生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中指出，该书的特色之一是“平等的眼光”，“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的面目。”胡适没有墨学研究的专著，他的墨学研究的主体部分是在他的哲学史研究的著作之中。他的哲学是已经跳出了封建史学的藩篱，用平等的眼光审视、考察各家各派，各种思想学说。在他的哲学史中，已经看不到儒家中心说的任何痕迹。他把墨子与孔子、老子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加以研究，夷平各家之间的地位，在当时有开创性的贡献。他既反对扬墨贬孔的倾向，也反对扬孔贬墨的倾向。这种理性主义的态度也为后人所采用。正因为如此，从近代学术发展史、特别是从墨学发展史来说，他的墨学研究的近代性比梁启超、章太炎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六，文字史实上的精密考证与义理上的贯通相结合。梁启超说：“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之遗风。”[41]胡适禀承了清代朴学的方法，在他当学生时，他已经学得了一个基本上是归纳法的治学方法，他这里指的是清代朴学的方法。[42]再加上他有较为深厚的西方哲学素养，因此，在研究墨学时，一方面能够严密的考证史料，谨严地训释文字，例如，在《〈墨子·小取篇〉新诂》、《论墨学》、《梁任公〈墨经校释〉序》以及《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关部分均有所体现。另一方面，他认为仅做到上述还不够，还要“贯通”，即把零碎的思想条理化，“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43]在实际的研究中，他把前者作为后者基础，后者以前者为依据。事实上，后者也是他研究的中心所在。 胡适的墨学研究上承孙诒让、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如果说孙诒让使用传统的校勘、训诂的学术方法对近代墨学研究做一次总结的话；那么，胡适则是第一个真正用近代科学的方法对墨学做一次系统的研究。在胡适之前，虽然梁启超著有《子墨子学说》及《墨子之论理学》，尝试用近代方法整理墨家思想学说，但远不及胡适的研究系统完整。因此，胡适的墨学研究真正使墨学研究方法近代化，是近代墨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墨学研究新范式的确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