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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说：“所行之路不可不宽，宽则少碍。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始为知《易》。孟子著书，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如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 南宋胡安国之子胡宏也认为，圣人之道，有体有用，人之为学，就必须“明体达用”、“致知力行”。陈傅良也是一位主张事功，通经致用的学者。他自己就讲过：“所贵于儒者，谓其能通世务，以其所学见之事功。”(《陈傅良先生文集》卷十四《外制，大理寺主簿王宁新知信阳军》)他的晚辈叶适推崇他的事功之学说：“其操术精而致用远，弥纶之义弘矣”。(《叶适集》卷十六《陈傅良墓志铭》) 降至明清，经邦济世，通经致用，主张习行，更成为一时之尚。 胡宏的“明体达用”被明代学者发展为“明体适用”。 明思想家把明体、适用看作并行的东西，《明儒学案》载：“（叶廷）秀尝谓：明体、适用，如车二轮，鸟二翼，必不可离者也。” “信是本之真心而见之然诺之际者，是身世作合关键，犹车之輗軏。然举世尚狙诈，人而无信，一味心口相违，千蹊万径，用得熟时，若以为非此不可持身，不可御世，岂知其断断乎不可者？可不可只衡在是非上，而行不行方格到利害上也。”（《明儒学案·蕺山学案》）明代国子监的教育方针,是“造以明体达用之学，以孝弟、礼义、忠信、廉耻为之本，以六经、诸史为之业，务各期以敦伦善行，敬业乐群，以修举古乐正、成均之师道。”（《明史》卷四十二《职官志二》）甚至私塾教育也强调“儒者，明体达用，讲求实学，不沾沾于辞章训诂，而独以风俗人心为己任。夫风俗之所以美，必由于教化，教化之所以兴，始于童蒙。”（《河北省志》第76卷《教育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8页） 明吕坤详细论述明体适用说：“明体全为适用。明也者，明其所适也。不能实用，何贵明体？然未有明体而不实用者。树有根，自然千枝万叶；水有泉，自然千流万派。知是一双眼，行是一双脚。不知而行，前有渊谷而不见，傍有狠虎而不闻，如中州之人适燕而南、之粤而北也，虽乘千里之马，愈疾愈远。知而不行，如痿痹之人，数路程，画山水，行更无多说，只用得一笃字。知的工夫千头万绪，所谓匪知之艰，惟行之艰，匪苟知之，亦允蹈之。知至至之，知终终之，穷神知化，穷理尽性，几深研极，探頣索隐，多闻多见。知也者，知所行也；行也者，行所知也。知也者，知此也；行也者，行此也。原不是两个世俗知行不分，直与千古圣人驳难，以为行即是知。余以为能行方算得知，徒知难算得行。”(吕坤：《呻吟语·谈道》) 明范济强调“学校者，风化之源，人材所自出，贵明体适用，非徒较文艺而已也。洪武中妙选师儒，教养甚备，人材彬彬可观。迩来士习委靡，立志不弘，执节不固。平居无刚方正大之气，安望其立朝为名公卿哉！宜选良士为郡县学官，择民间子弟性行端谨者为生徒，训以经史，勉以节行。俟其有成，贡于国学。磨砻砥砺，使其气充志定，卓然成材，然后举而用之，以任天下国家事无难矣。”(清张廷玉等《明史·范济列传》第五十二) 明末的李颙详细阐述了“明体适用”的主张，他提倡“真儒”要“明体适用”。何谓明体适用？他说：“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明体适用，乃人生性分之所不容已，学焉而昧乎此，即失其所以为人矣！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灭裂于口耳伎俩之末，便是异端。”( 《二曲集》中华书局,1996.p120)所以，“明体适用，乃吾人性分之所不容已，学而不如此，则失其所以为学，便失其所以为人矣”( 《二曲集》中华书局,1996.p401)。可见，体，指的是明道存心，明体，就是在道德修养上下工夫；用，指的是经世宰物，适用，就是在治国平天下的具体事务上下工夫。所以，不管是明体也罢，适用也罢，都突出了儒学的实用性。但在道德为体方面，古今儒家的主张并不一致，“或以主敬穷理标宗，或以先立乎大标宗，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或以自然标宗，或以复性标宗，或以致良知标宗，或以随处体认标宗”，虽然有区别，但在他看来，“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 《二曲集》中华书局,1996.p3)。他将明体适用作为儒之所以为儒的根本标志，指出“真知乃有实行，实行乃为真知。”（《清儒学案·李颙学案附录》卷1） 孙奇逢也肯定天道表现于日用饮食之间，为学应于客观的现实活动中去明体达用，躬行践道。他说：“日用食息间，每举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可有违天理拂人情处便是学问。”（《夏峰集》卷一《语录》）“天之明命，无一刻不流行于人伦事物中，能于日用食息真见其流行不已，便自有下手工夫处。”“日用间，凡行一事，接一人，无有不当理、中情之处，此所谓道也，即所谓学也。”（《夏峰集》卷二《语录》）他认为知与行不可分割，下学与上达不可割裂，而其要则在于“心以天地万物为体，其操功却在日用饮食间。故曰：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尽心知性以知天，而圣人之能事毕矣。”（《夏峰集》卷四《四书近指序》）“说心，在事上见；说体，在用上见；约理，在博文上见；致知，在格物上见。内圣外王，一以贯之，原无许多头绪。”（《夏峰集》卷二《语录》）孙奇逢认为理学的内容包括了尽心、知性、体认天理的心性修养，也包括了事功、节义、经世宰物的现实实践。他强调“修己治人，亲师取友，理财折狱，用贤远奸，效天事神，明理适用”（《夏峰集》卷四《四书近指凡例》）。 黄宗羲明确提出了道与事、理与功、学术研究与经世致用的结合，提出了“经术所以经世”、“学贵践履”、“学贵适用”的命题。 颜元为学，力主要从“经世致用”出发，以“实学”、“实习”为主，培养出能“实行”、“实用”，为天地造实绩的“通经致用”的通儒，反对唐、宋以来学校中专以文字为学习的内容，空谈性命，注重八股帖括。他认为只有把尧、舜、周孔时代所谓“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学加以学习，才是真才实学。六府是“金、木、水、火、土、谷”；三事是“正德、利用、厚生”；三物是“六德”（智、仁、圣、义、中、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四教是“文、行、忠、信”。颜元说：“天下皆读书、著述、静坐，则使人减弃士农工商之业，天下之德，不惟不正，且将无德；天下之用，不惟不利，且将无用；天下之生，不惟不厚，且将无生。是之谓曲学，是之谓异端”。（《习斋记余》卷九，《驳朱子分年试经史子集议》）颜元和其弟子李塨提倡实践，反对空言，无论性理考据，都在排击之列。 顾炎武认为，儒家六经是古圣贤经国之作，是“天下后人用以治人之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时之务”(《亭林文集·生员论上》)，其门人潘次耕序《日知录》曰：“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若夫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剿说而无当，浅深不同，同为俗学而已矣。”陆世仪也主张经为体、史为用，学者明体适用，是即内圣外王之道。 清顺治皇帝谕礼部曰“明体则为真儒，达用则为良吏。果有实学，朕必不次简拔，重加任用。”（柯劭忞等《清史稿·选举一》）纪昀也肯定“儒之本旨，明体达用而已。文章记诵，非也；谈天说性，亦非也。”（《阅微草堂笔记》第十七卷《姑妄听之三》）“圣贤依乎中庸，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阅微草堂笔记》第十六卷《姑妄听之二》) “夫僮仆读书，可云佳事，然读书以明理，明理以致用也。食而不化至昏愦僻谬，贻害无穷，亦何贵此儒者哉”。(《阅微草堂笔记》第十八卷《姑妄听之四》) 刘大绅训诸生曰：“朱子小学，为作圣阶梯，入德涂轨。必读此书，身体力行，庶几明体达用，有益于天下国家。”（柯劭忞等《清史稿·循吏列传二》） 章学诚认为学术应该注重经世致用：“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文史通义·补遗》）“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下》）“学业将以经世，当视世所忽者而施挽救焉。”（《文史通义·外篇三·论学》） 陈寅恪先生肯定中国文化的传统是“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页) 时至今日，我们对儒学的研究更应该注重实用，避免空谈。我们应该懂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作者简介：蔡德贵（1945-），男，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巴哈伊教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巴哈伊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哲学、东方文化和宗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