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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上梁启超对儒家理想人格的概括，首先基于孔子的思想，以抽象的“仁”和具体的“君子”给出其明确的本质性定义，给予我们的理解以基本的定向；接着，他则参照西方近代伦理学和心理学的智情意三分的理论，以孔子本身的人格为典范，概括和描述了其智仁勇“三德具备”的生动形象，确立了儒家理想人格的丰富内涵。这样，梁启超就为我们指出了学习孔子以养成理想人格的道路：在日常生活中，“能尽其性”，“堂堂地做一个人”；这样的人就是“君子”，君子具有崇高优美的人格，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体现为智、仁、勇“三德具备”。当然，用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论来说，梁启超这里的概括，主要还是属于“道德境界”内的阐发，还没有涉及更高的“天地境界”。虽然，儒家智、仁、勇“三德具备”的理想人格，首先属于“道德境界”；但是，它同时又属于“天地境界”。如果对其的阐发，仅仅限于“道德境界”，就是不充分的。令人欣慰的是，梁启超对儒家理想人格的阐发，并没有局限在“道德境界”之内，他还有联系“天地境界”的相应阐发。 例如，“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做人做到了不惑、不忧、不惧，就是“普遍人格之实现”，就是“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然则哪里有东西可以为我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就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22] 三.“修养人格，最要是身体力行” 在概括了梁启超关于“孔子教义第一作用，实在养成人格”、智仁勇“三德具备，人格才算完成”的论述之后，本文以下就可以探讨其关于“修养人格，最要是身体力行”的发挥了，这也可以说是从儒学功能论、儒学理想人格论到儒学修养方法论的展开。关于这一方面，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梁启超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中国哲学上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样能够令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融合为一？怎么样能够令我的生命和宇宙融合为一？’……怎么才能看出自己的生命呢？这要引宋儒的话，说是从‘体验’得来。……体验出这个真生命，叫做‘自得’。……孔子的学，学些什么，自然是学个怎样的‘能尽其性’，怎样的‘能至于命’，……就是学个怎样的才能看出自己的真生命，怎样的才能和宇宙融合为一。问他怎样学法，只是一面活动，一面体验。”[23]梁启超这么说，主要是针对胡适认为“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受来的学问”的观点，反对其拿知识论做立脚点讲孔子的“西化”思潮。 这样，梁启超就把儒学和西方的哲学和神学的“学”明确地区别了开来。他反复强调，孔子所谓“学”，是要学来养成自己的人格。那学的门径，大略可分为二：一是内发的；二是外助的。至于外助的学问，也有多端，读书不过其一端；而且，孔子本人也并不十分看重读书。例如，在解释怎么学法的问题时，孔子对子贡说，自己不是“多学多识”，而是“一以贯之”，这里的“一贯”就是“忠恕”。对于“忠恕”，要从实践和知识两方面来会通解释，包括推己及人，以心度物，其实质为既发展自己个性，又尊重别人个性。因此，孔子讲学问，还是实践方面看得重，知识方面看得轻。孔子说的思，算得是求知识的学问；说的学，只是实行的学问。所以求知识的学问，到墨子、荀子之后才发达，孔子学说在这里头，占不着重要位置。进一步说，“颜习斋所讲的学，和原始的孔学最相近，宋、明儒的学，大半属于孔子所谓‘思’了。”[24]由此可见，在梁启超看来，儒家学来养成人格的方法，主要是内发的活动和体验，其次才是外助的“博之以文，约之以礼”。 至于这种内发活动和体验方法的内涵和特点，“必须自证，必须躬行”，梁启超认为，它很难以语言形容，勉强地可以说包括三个关键：第一，人们认为自然界是和自己生命为一的，绝对可赞美的，只要领略得自然界的妙味，也便领略得生命的妙味。例如，《论语》“吾与点也”那一段，就最能传出这个意思。第二，这种体验不是靠冥索，要有行为有活动，才有体验，因为儒家所认的宇宙，原是生生相续的动相，活动一旦休息，便不能“与天地相似”了。第三，对于这种动相，虽然常常观察它，却不是靠它来增加知识，因为知识的增减，和自己的真生命没有多大关系。而体验出这种真生命，就叫做“自得”。“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有了这种自得，自然会“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自然会“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自然会“知其不可而为之”。坦坦荡荡的胸怀，活泼泼的精力，都从此出。 因此，梁启超继续强调：“儒家的特色，不专在知识，最要在力行，在实践。重知不如重行。……真要学儒者，学孔子之道，不单在知识方面看，要在实行方面看。从孔子起，历代大师，其人格若何？其用功若何？因性之所近，随便学哪一个，只要得几句话，就可以终生受用不尽。”[25]这实际上是说，修养人格，决非徒恃记诵或考证，最要是身体力行，使古人所教变成我所自得。既已如此，则不必贪多务广，果能切实受持一两语，便可终身受用。至某一两语合我受用，则全在各人自行领会，非别人所能参预。别人参预，则已非自得矣。梁启超还批评，如果学者不求儒家义理之学以植其根柢，虽读尽古今书，只益其为小人之具而已。因此，凡读义理之书，总以自己心得能切实受用为主，既有受用之处，则拳拳服膺，勿使偶失，已足自治其身，不必以贪多为贵也。他还倡导，学者无求道之心则亦已耳，苟其有之，则诚无取乎多言，但使责古人一二语之足以针砭我而夹辅我者，例如正本、慎独、谨小，则终身由之不能尽，而安身立命之大原在是矣。 当然，梁启超也不反对“博之以文，约之以礼”本身；毋宁说，除了“博之以文”之外，他也充分看到了“约之以礼”在养成人格中的作用：“孔门教的普通学，就是礼乐。为什么如此注重他呢？因为认他是涵养人格的利器。”[26]他指出，孔子以为礼的作用，可以养成人类自动自治的良习惯，实属改良社会的根本办法。而礼所以能发生作用，最重的要素是因人之情。孔子以为情欲虽不可无，却是要节。礼的最大作用，就是个节字。孔门重礼教的缘故，除了以上所述外，还有一个重大的理由，是拿习礼当作一种体育。礼的功用，在谨严收敛；乐的功用，在和悦发抒。两件结合起来，然后陶养人格，日起有功。读此，可以知孔门把礼乐当作必修科的用意了。就论体育上，乐的功用，也不让于礼，因为古人乐必兼舞。孔子利用祭礼为修养人格改良社会一种手段。为什么祭礼可以为修养人格的手段呢？他的作用就在斋戒。祭礼最大作用，不外是使民德归厚。靠祭礼唤起人民报本的观念，风俗自然醇厚，政治自然易办。所以孔子的祭，实含有举行纪念祝典的意味，有鬼无鬼倒不十分成问题。 就实质而言，养成人格就是要处理好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之间的关系，梁启超发挥道，与“救智识的饥荒”相比，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的饥荒”，即把精神生活放在首位。物质生活，仅视为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求能保持肉体生存为已足；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精神生活，贵能对物质生活宣告独立，至少，要不受其牵制。至于先哲教人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即儒学“内省及躬行的方法”，“约有两条：（一）裁抑物质生活，使不得猖獗，然后保持精神生活的圆满；……中国墨家，道家的大部，以及儒家程朱，皆是如此。……（二）先立高尚美满的人生观，自己认清楚将精神生活确定，靠其势力以压抑物质生活。如此，不必细心检点，用拘谨功夫，自能达到精神生活绝对自由的目的。此法可谓积极的，……佛家大乘教，儒家孟子、陆、王皆用之。所谓‘浩然之气’，即是此意。……两种方法虽异，而认清精神要解脱这一点却同。不过说青年时代应用的，现在所适用的，我以为采积极的方法较好。就是先立定完满的人生观，然后应用之以处世。”[27] 综上所述，“孔子教义第一作用，实在养成人格”、智仁勇“三德具备，人格才算完成”、“修养人格，最要是身体力行”，这些命题体现了近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关于“儒学作用论”的基本看法，对于我们思考“儒学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问题，也有较大的启发性。但是，长期以来，除了“全盘西化”或者“彻底决裂”等极端思潮的影响之外，由于受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范式的制约，学术界也往往把孔子和儒学当作西方式的“哲学家”和“哲学”来研究，这就导致了对孔子和儒学真实精神的误解，特别是导致了其“养成人格”功能的丧失。因此，现在来看梁启超的这些令人感到陌生的论述，反而觉得它更加贴近包括道德生活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传统，也为我们在21世纪实现“文化自觉”，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思想基点。当然，笔者以上对“梁启超的儒学作用论”的考察，也不一定全面和深入；这里只是把问题和初步的想法提出来，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注释】 [1][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632页；第439页。 [2]陈来、甘阳主编：《孔子与当代中国》，三联书店，2008，第32页。 [3]陈泽环：《梁启超论儒家哲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4][5][10][11][12][13][22][23][24][27]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199页；1347页；2563页；2565页；3495页；3489页；3333页；3061页；3062页；3370页。 [7][8][14][15][16][17][18][19][20][21][25][26]梁启超著：《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2575页；2616页；4429页；4621页；4957页；4955页；3129页；3152页；3153页；3153页；4962页；3130页。 [9]林甘泉主编：《孔子与20世纪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00页。 （原载《哲学动态》2010年第2期。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