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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这是中国传统的说法；西方哲学有metaphysics的说法，我们译为“形而上学”。西方“形而上学”的意思，是要研究一切“万有”之“上”或之“外”的“存在”（Being）。metaphysics是在physics之“上”或之“外”的意思，也是“超越”的意思。physics在希腊有“生长”的意思，所以metaphysics又有在“生长”之“上”之“外”的意思，或是“超越”“生长”的意思。这就是说，metaphysics乃是研究那“超越”“生长”的“不生长”、“不动”的东西。于是，所谓meta又有“在……之后（面——背后）”的意思。 我们看到，西方“形而上学”思想，是从“生长学”、“自然学”中“发展”、“超越”出来的，说的是“自然”——“物”“背后”的东西；与此不尽相同的，我们中国传统的观念，所谓“形而上”是真的指“形”之“上”的东西，在这个“上”的前提下，才有“超越”、“背后”的意思。 “形”而下谓之“器”，“器”在“地”上，而“地”再“上”面是“天”，因此，所谓“形而上”的具体意思是指“天”。《周易》上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从这个意义说，“形而上”乃是指“天”上的“象”。中国人很重视这个“象”，认为它是起主导作用的，它支配着“地”上的一切“形”、“器”，然而，“象”又是不成“形”的，所以又说，“象也者，像也” （系辞下传），似乎是些“什么”，又似乎不是些“什么”，不像“地”上的那些“器”，清清楚楚。 相对地来说，西方人比较重视“地”上的“器”（形），而中国人则比较地重视“天”上的“象”；西方人趋向于从“地”上的“器”、“形”来推断其“背后”的东西，而中国人则趋向于“直接”从“天”（上的“象”）来“观察”、“思考”“地”上的“形”、“器”。这个哲学思想方式的趋向不同，带来了艺术思想方式上的具体不同。 二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在古代希腊的时代，对于思想的方式，考虑有三种形式theoretical、practical和poetic。theoretical和practical是后来常用的，至于poetic，则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就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一种与theoretical和practical不同的特殊的对世界的把握方式，另一种就是指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当然，这两种方式是有联系的，但应该说，前一种就哲学来说是更为根本的。希腊文ποιέω原本是“做”、“制作”的意思，所以英文一般译为produce，形容词为productive，也还是可以的；不过在理解上要有一定的阐述，意义才更为清楚。在哲学意义上的produce，即与theoretical、practical不同的poetical，是一种“无实用功利目的”的“制作”（做），这样，poetical就不仅与theoretical可以区别开来，而且可以与practical区别开来。作为理解世界的方式， theoretical把世界作为客观对象，掌握其规律性的特性；practical则把世界作为实际消耗的对象，了解其功能性特性。与这两种态度不同， poetical的态度，既不把世界当做理论的对象来研究，又不把世界当做实用物品来消耗，这就是后来的更为专门的艺术、审美态度的基础。 poetical这种基础性意义曾被theoretical和practical的光辉所掩盖，而在一个长时期内被忽略，直到康德的第三批判出来，才恢复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在康德哲学中，poetical——基础意义上的poetical，起到沟通由practical reason决定的本体界和由theoretical reason规定的现象界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起到沟通“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作用，亦即我们时常说的，把“无限”与“有限”、“无形”与“有形”结合起来这个意思。从这个意义来看，康德的第三批判，就不仅有狭义的美学或艺术意义，而且有很深刻的哲学意义。 三 “形而上”、“形而下”，“本体”、“现象”……的基本理论格局固然如此，但在具体的沟通途径上，中西哲学是有所区别的。我认为，大体说来，西方哲学趋向于从“形”来推论“背后”的、超越的东西，而中国的传统，则趋向于从超越的、形而上的角度来看地上的万物——“形”、“器”。我认为，把握这个区别，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西方人早年也是把“形而上”与“形而下”作为可以双向沟通来考虑的，所以才有赫拉克里特“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同一的”之说，也就是说，人们既可以从“下面”的“万事万物”来看（推测）那“超越”的“本体”，也可以从“上面”的“秩序”来“观察”下面事物的“和谐”。于是，在古希腊早期，既研究地上的“元素”，又研究天上的“以太”；既有“测地者”，又有“望天者”；然而，逐渐地，这种“双向选择”似乎向“单向”倾斜，西方人日益趋向于从世间万事万物出发“推测”（推论）其“背后”的“超越者”，从具体的事物出发——从感性的事物出发，经过“分析”、“综合”，“概括”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得出事物的“概念”，这似乎是他们（至少是希腊人）的习惯的思维方式，于是有柏拉图的“理念论”。所谓“理念”，乃是事物各自的理想的“本质”。只是“理念”永远是“理想”的，“现实的”具体事物永不能达到其“理想”境界。其后，又有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之说。“定义”更是一种抽象概念。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当然也有双向的进程，但更趋向于自“形而上”的角度来观察、填—驻地上的万事万物。在我们观察世事时，常常倾向于从具体的事物中体会出某种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意义”来，此种“意义”，不完全在事物的属性或与此相关的功能，因而具有某种“超越性”，即此种事物的“意义”，不在“地上”，而在“天上”。 在我们的古人眼里，“地”是受“天”支配的，“天尊地卑”虽不完全是道德的意思，但“天”“地”的“位”是“决定”了的。“地”既是“被”决定的，人要掌握、理解“地”，就必须“先”努力去理解、掌握”天”的“命令”——“天”“命”你如何如何，这是“人”作为“天”“地”之“中”（间）的一个特殊品类所应起的桥梁作用，也是“人”“把握”、“理解”世间万物应取的途径和方式。 从这个对比的方面来看，西方的传统哲学，从感性事物出发，走上了一条概念式思维的道路，重在掌握事物的“规律”；中国的传统哲学则从“超越”的“天”的“形而上”的角度来体察“形而下”的品类，并努力从这些品类万物中，“看出”更深远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粗略地说，西方传统思想趋向于“科学性”，而中国传统思想则比较趋向于“艺术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