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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文化的自信不断树立，进入21世纪后，国人普遍意识到，中国要成为世界性的大国，除了要做政治、经济大国外，还应是文化大国、思想大国，不少人甚至认为，在政治和经济具备世界性的影响力后，中国崛起的下一个重点是文化的崛起。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研究、弘扬传统文化的行列中，特别是儒学的复兴运动中。 当前，儒学复兴运动在政府偶发性的推动之下有越演越烈之势，特别是孔子像被安置在了天安门广场旁，让不少人大呼“孔子回来了。”而不久后，孔子像被移离天安门广场又让许多儒学拥护者哀叹不已。笔者认为，儒学是否复兴的检验标准不应是孔子像是否放在天安门广场。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儒学之所以式微，是因为它受到了各种思想的挑战，而儒学又没有很好的应对这些挑战，以至于人们对儒学在今日之中国是否还有作用产生了质疑。因此，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讲，儒学要实现真正的复兴，其前提就是能够有效地应对其他思想对儒学提出的质疑和挑战，只有从正面解决了这些挑战，打消了人们对儒学在现实中能否发挥有效作用的疑虑，儒学才能真正复兴。 一般来说，儒学分为两个部分：内圣和外王，内圣指的是个人心性修养、养成君子人格，外王指的是经世济民、治国安邦。儒学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外王方面的，儒学复兴的理想也是通过重新诠释，使其能对治理现实之中国重新发挥作用，而不再是“西化”学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的阻碍。在历史上，对儒学外王理论提出系统性挑战的思想主要是两个：先秦法家思想和现代民主理论。儒学对这两类思想的挑战至今没有提出有效的回应。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诸侯征战频仍的年代，也是思想家辈出的年代。面对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仁”为基础建立了一套治国、平天下的“仁治”政治理论，并使得仁学的影响遍及先秦各国，儒学成为世之显学。儒家的这一套政治理论在先秦时期并没有得到实行，却招来了道、墨、法等思想家的批评，其中对儒学最具挑战性的是韩非子的思想，韩非子从政治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出发充分揭露了仁治的不足，这里列举三个方面：首先，儒家的学说容易导致道德伪善。他认为儒学的仁治思想会使统治者仅好慕仁义的名声、却不注重实效，用今天的话叫政治秀，有的人更会嘴上大谈仁义，实际行的是另一套。其次，儒家重视情而轻视法，容易“有过不罪，无功受赏”。因此他认为，为政应该严格赏罚，对百姓的奖赏因根据功劳而不是出于仁义，对百姓的惩罚应根据罪行而不能以仁爱的名义免除。“故善为主者”“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再次，儒家政治发展观是倒退的。儒家提倡回到先王之治的三代时期，但韩非子认为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三代和现在的社会发展情况已经很不同了，如果还不根据时代发展进行政治改革，就会容易导致政治衰败。 韩非子的真知灼见为现代儒学思想家肯定，可惜在后世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后世学者只是简单认为韩非子在诋毁仁义。韩非子指出的儒家仁治不足对现代儒学的复兴提出了挑战，如何应对、解决这些不足是现代儒学研究必须正视的课题。 在近代，西方民主理论一经引介到中国来，就与固有的儒学思想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如果说韩非子对儒学的批评是中国思想内部的自我反思的话，那么西方民主理论对儒学的冲击则是外部挑战，而且更具颠覆性。1916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上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称，“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此东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岭也”“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此而不能觉悟，则此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徜徉迷离之境。”民主制度与儒家纲常“存其一必废其一”，这是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要打倒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之依据，这场运动发展为“打倒孔家店”、否定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为以后的儒家文化复兴提出了一个难题。自此以后，如何应对民主问题便成了复兴儒家文化的一个挑战，一个迈不过去的坎。 与韩非子思想对儒学的挑战很少受到关注的情况相反，现代西方民主理论对儒学的挑战则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竭力寻找应对之方。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新儒家立志于从儒家心性之学中找出和西方民主思想对接的因素，1958年，他们在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专门指出了中国文化之发展与民主建国问题，而他们提出的理由无非是儒道主张限制君权、儒家有天下为公等思想，这些思想和民主思想是兼容的。张君劢在《儒家哲学之复兴》中还专门指出，“我考儒家思想之范畴，曰外物之有，曰致知穷理，曰心之同然，曰形上形下相通。此数原则中，何一不可与西方哲学相联系者乎？何一反于科学者乎？何一妨碍民主政治者乎？”从儒家思想中的某些观点与民主思想兼容方面来论述儒家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为儒家文化复兴寻找基础是“五四”以后文化民族主义者或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主要想法。不过，这种方法只是用儒家文化去附和西方民主思想，而他们在论述的时候也常常出现比附的情况，还没有真正找到儒家文化独立性的基础和价值。 还有一些人从西方民主政治的缺点去论证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认为儒家文化是根治西方民主政治缺点的良方，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的乱象，让一些人看到了复兴传统文化的信心。然而他们依然没有找到复兴儒家文化的切入点，西方世界是存在问题，民主制度是不完善，但这些不足是儒学能够弥补的了的吗？民主制度存在不足就能够消解其对儒学的挑战？答案显然是不然的。 此外，还有人绕开民主问题，从其他方面去发掘儒学的价值，特别是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如，杜维明在《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中认为，“五四以来批判吃人的礼教，认为礼是强制人、要人做循规蹈矩的工作，给人一种强烈的霸权压制感，这是礼观念的异化，不是本来的礼的观念。”杜维明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应对民主制度的挑战，从而肯定儒家礼的价值，肯定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人文主义精神。不过，我认为，杜维明的应对之法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只是绕开了民主理论的挑战，而不是解决了这种挑战。 儒学复兴的关键点在于如何应对其他思想对外王理论的挑战，离开了这一点，儒学的复兴就可能走弯路。典型的是现代港台新儒家的教训，现代港台新儒家们着重阐发儒家的心性理论，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种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批评，儒学是百姓日用的理论，不是少数人的心性哲学式研究，离开了经世日用，无论是哲学式的、还是宗教式的解读儒学都不符合儒学本身的特性。 现代儒学复兴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参与讨论的人越来越多，采取的方式也有很多，有的号召读经、有的提倡穿汉服、有的热衷祭孔、有的呼吁建立儒教，形式种种，都有利于引起人们都儒学的关注，但从儒学复兴来讲，如果仅仅停留在以上的形式，而不是直面儒学理论的挑战，那么儒学复兴只能是一种理想，要成为现实将遥遥无期！ 虽然如上文所述，儒家学者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应对理论挑战的方法，但如今，儒学复兴已经是大势所趋的，国人更是千呼万唤，笔者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众志成城，就一定能寻找到应对挑战之方，重建儒学权威，真正实现儒学复兴。 (原载于《深圳商报》6月20日，略有改动) 作者介绍：姜志勇，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处副处长，政治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和中国政治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