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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所记载的一个历史事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先秦儒家的诉求。鲁昭公六年三月（公元前536年），主持郑国工作的公孙子产搞了场司法制度改革，即把刑名律文烧铸于礼器之上并公之于众，史称“铸刑书”。在此之前，虽有“悬法象魏”之类的普法教育，但是量刑定罪的具体尺度却职有专司而不显于人前。子产先生恐怕不会想到，两千多年后，深受欧陆法理濡染的中国法学家会集体性地对他的变革抱有好感。谓之“打破了法律秘密主义的惯例，创造了中国第一部公开公布的成文刑法”。换言之，即使民“知之”。而在当时，子产的作为立刻便引起了邻国政治家羊舌叔向的强烈不满。他旋即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子产。信中道： “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 搞明白先秦儒家的政治立场之后，叔向的愤怒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在没有成文法典的时代，司法裁断依具体案例张弛，而其尺度便为深入人心的道德规范。民众只要行事合乎道德，便可免涉曹狱。这样就会形成一种激励人们追求道德完美的社会秩序。此即为使民“由之”的政治制度。一旦改奉法律条文为圭臬，民众所受的道德激励便消弭了。人们就会转而利用法律的漏洞来投机取巧。于是，使民“知之”的结果便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而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传统社会秩序也将瓦解。可以说，叔向以政治家的犀利目光，预知了整个春秋社会的没落。 叔向遗书谏子产时，孔子未及弱冠。其后礼崩乐坏愈演愈烈，至孔子年近不惑时，我们终于可以听到孔子自己针对类似的一次政治变动所发表的评论。而此次的事件发生在早已物是人非的晋国。 鲁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冬，晋国大夫赵鞅与荀寅领兵在汝水岸边筑城。军权在握，自然百无禁忌。于是向百姓征收一鼓（480斤）生铁，铸造了载有范宣子所定律法的刑鼎。可以说，这又是一次使民“知之”的事件。对此，孔子同昔日的叔向一样，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他评论道： “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通过孔子的这段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孔子看来，“法”应当是一种传统，一种由贵族阶层世代传承、掌握的规则体系，而不是由执政者凭借权力来制定颁布的律令。“铸刑鼎”一方面将确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不良政体；另一方面，法的法典化与公开化将使得贵族失去权威，从而无法引导民众，最终将导致礼制的崩溃。同时，孔子也一针见血地指出，“铸刑鼎”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权力的僭越。范宣子掌握军权时，可以为刑律；赵鞅、中行氏掌握军权时可以铸刑鼎，于是“法 ”便成了权力的附庸。使民“知之”遂意味着告知民众应臣服于哪种权力。这是对古老的贵族共和政体的颠覆，因而被孔子斥为“乱制”。当年郑国虽因子产卓越的才能与品德而避免了“终子之世，郑其败乎”的局面，但是子产所开“刑书”之先例，却成为周制步入败亡的转折点。 先秦制度从“使由之”到“使知之”的转变至秦变法而达到巅峰。秦国采取了一系列严苛的措施来保障“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如： 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謂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 主法令之吏，不告吏民之所問法令之所謂，皆以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 而秦统治者大力普法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于是，强调人君垂范、治民复礼的古制彻底告终。统治者操法令为“帝王之器”，筐箧天下已遂一姓之私的时代将在王朝的循环中绵延百世。 作者：虹口老吴 (责任编辑：admin) |